中新网6月3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3日发表署名文章说，中国出现特有的“45岁现象”，将45岁作为人生的分水岭，且把这个年龄列为人事遴选的标准。这不仅浪费社会人力资源，还会潜移默化地把很多人的成功路径引向当官小道上，把精力和智慧消耗在琢磨人事安排上。要减少“45岁现象”，改革分配机制是关键，从平衡实际收入差距和减少特权做起，也许是较便捷入口。
文章摘录如下:
中年是人生的黄金年龄，无论是体力、精力，还是智力、能力，都达到成就事业的巅峰状态。世界卫生组织把45岁到59岁的年龄段界定为中年人，中华医学会也认同这个“中年人”的科学结论。
但在中国，相当部分中国人把45岁视为一个坎。到这个年龄仍当不了处级干部，或者是企业中层以上管理者，就会有前途渺茫的感觉，不思进取，不求发展，开始思谋如何度过余生。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到了45岁还没被提拔，这辈子算完了。
“提拔”是与“当官”相关联的词，但官的数量有限，并不能承载所有人的理想，到45岁还从事专业、干具体工作的人，在中国一般被视为“混得不怎么样”，相当多人反而迷茫。而在国外，人上了40岁，绝大多数人进入孔夫子所说的“不惑之年”，家庭稳定，对世态人生不再迷惑，专注于自己的专长，冲向“出成果”的高峰期。电视上、企业里、议会中，唱主角的人是那些稳重达练的中年人。
刚刚发布的2007年全国机关官员统计显示，45岁以下的占71.5%，并赞扬选配好“新鲜血液”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举措，显然是要更加年轻化。而在较富政治活力的美国，2002年公务员的平均年龄为46岁，45-69岁之间的人超过半数。
独具特色的“45岁现象”
将45岁作为人生的分水岭，且把这个年龄列为人事遴选的标准，恐怕是中国当代社会独有的现象。在西方社会，这会被视为年龄歧视；在上世纪以前的中国历史上，人们更遵循“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自然规律。
“45现象”是在公务员阶层率先兴起的。一方面，上世纪八十年代倡导的干部年轻化，本来是针对陈旧僵化的思想而言的，但却渐渐收拢在年龄这个“硬指标”上。另一方面，经济形态变化了，而官员角色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使得当官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权有利。加上以“任命制”为主的官员选拔体制没多大改变，使得上级领导的态度比业绩更具有晋升说服力。每换一届领导，就会吸收一批“新鲜血液”，年龄越来越年轻，“45岁”也便成为官员前途的关键一道坎。
于是，便出现几种弊端:一些年轻官员在干部选拔上做不到“五湖四海”，听不得不同意见，喜任人唯亲；有的公开场合显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背后却在和小兄弟们吃喝玩乐；有的把生活作风当作“小事”，不检点、不自律、不自重；一些别有用心者往往利用过于年轻特点，把他们当作“潜质股”加以“投资”。
而跨过45岁门槛的官员，有些人会享用来之不易的成果，有些人则十分小心地保全既得利益，“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仅成为官教条，使得改革锐气下降，甚至连讲话都谨慎格外，常常抄袭总书记、总理的报告。而年轻一代也看到当官的种种好处，报考公务员成了中国的“金考”，竞争之强远超于高考。2008年平均竞争比例是60比1，2009年则上升为73比1，最优秀的人似乎都要进入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