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礼，我们也应作如是观。
曾几何时，中华文明因礼而走向辉煌！又曾几何时，中华文明因礼而背上沉重包袱！其功其过，遂成为世人为之争执不下的谜。
不可否认，在传统社会王权主义的支配下，所谓的三纲五常、纲常礼教、尊卑贵贱等观念，无疑带有很大的偏面性，给广大的基层民众造成极大地束缚。但细究起来，这是君主专制政体的罪过，与礼本身并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同是一个礼，什么样的人来使用，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使用，其结果是不一样的。传统专制礼教的弊端，就在于统治者仅关注自己的利益，只考虑如何来掌控广大民众，过分夸大在下者对在上者的卑和顺，而忽略了社会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抹杀了礼的应有之义，破坏了群体的平衡效应。但如果换一思路的话，以礼之秩序与和谐的精神来措施、施政的话，或许可避免一些偏差，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运行样态。就此而言，礼之遭到非议，是事出有因的。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又不免有过激之嫌。纲常礼教固然可憎可恶，但以礼为教则并非一无是处。因为社会的存在总需要一些准则来维系，以礼为教虽然不是唯一的，但礼所蕴含的讲求秩序与和谐的主体精神，则是无论如何有必要的，也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过时。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如何来看待礼。
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子大叔与赵简子的一段对话，颇耐人寻味。《左传》载，赵简子问子大叔揖让周旋之礼，子大叔回答到：“是仪也，非礼也。”赵简子又问什么是礼？子大叔阐发道：“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则实之。……’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此可见礼之为礼，并不是简单的仪式所能含括，而是有其深邃的意义的。清人林昌彝曾指出：
天下不可以意治也，故有其事、有其文，意著于事而敬行，事筦以文而仪立，敬与
仪合而礼成。六经之籍，唯《礼》独繁，固圣学之枢，百王之轨也。世降民迷，论者以
为有其事而无其意，不若事不足而意有余也。……夫先王之制，至详且尽也，学古者犹
不能无疑。饮食冠常，礼所生也，而古之王者，一食也必百二十品，……文矣，而远于
人情。诚若是，则《礼经》何为而作？……而谓委曲繁重之数，皆桎梏斨贼之具，将率
天下群趋于苟且便利，如是者国必不治。盖礼制之行，以文治亦以己乱，以诱贤亦以范
不肖，故曰出于礼者入于刑。刑与礼之数各三千，有阴阳之道焉，相为倚伏者也。纳诸
轨物，则二气均，上下平，礼明而刑措，自然之符也。……故曰：为治之道，不在多言。
说礼之家，有如聚讼。然亦有其时焉，世质则济以文，世文则返诸质；累治之世其礼备，
积乱之后其礼简，此天地自然之数，存乎权而已。夫礼之用无有穷也，修身者所以治人
也，修意者所以修身也。天下未尝不可以意治，意与事相周，事与文相足，敬与仪一者
昌，意与治反者亡。信斯言也，虽百世不变礼，可也。
此一对礼之意的体认和总结，可谓深有识见。但可惜的是，林氏生逢道光、咸丰、同治之危局，其“宏识卓见”（魏源评语），已难挽清廷行将颓塌之衰运。
不惟古代一部分学者对礼之意（或义）深有触及，现当代学者亦有不少抉发。柳诒徴先生尝言：“礼之涵义孔多，就普通人所常言者明之，则礼者秩叙而已矣。樊然众生，漫无统纪，何以为群？何以立国？整齐教诲，必有秩叙而后可相安以生，故社会之初型，原于私欲争夺，争夺不已，脊脊大乱。聪明睿知之人，察其所以然，因势利导，循其原委，区其经曲，求其条理，定为秩叙，括之曰礼。故曰：礼者，秩叙而已矣。”“秩叙”是什么？柳氏阐释道：“秩叙者，本于人之性情，人之性情本于天，故《虞书》说典礼，谓之天叙天秩，天叙天秩，即《乐记》所谓天理，天理者，天然之条理也。”在他看来，“吾国一切典礼，皆依此伦理为之节度而文饰之。故欲知吾民族立国数千年能由部落酋长达此大一统之国家，广宇长宙，雄长东亚，其根本何在，即在循此人类群居之条理，以为立国之本。简言之，即以礼为立国根本。博言之，即以天然之秩叙（即天理）为立国之根本也。”不惟如此，“并世民族，构成发展，固亦不外此天然之条理”。基于这一认识，他批评那些“因他族之俗及吾国末俗流弊，而诟病吾国伦理者”说：“诟病之端，皆缘未究礼经及史迹之嬗替，而归咎于前哲。实则古礼之协于人情，合于民治，其精奥赅备，固非徒执臆见近事所可测定。”由此，柳氏得出结论：“综览史册，治乱兴衰，虽不一而足，而由此天叙天秩，使吾国族之绵延壮伟，常日进而无疆。世之性情凉薄者，不喻其故，转羡初民浅化，正知营私欲、计权利者之为美。而欲拨其本实，谓昔之人无闻知。其蹈常习故者，又惟损公肥私，或营营于乞寿文、求象赞之末以为孝。呜呼！秩叙伦理，岂易言哉！”
在《礼——中国文化传统模式探析》一文中，刘志琴先生指出：“礼从人类天然具有的敬祖亲子的感情出发，发展成维护尊卑之别的等级制度，又回到人类自身的人格修养，达到‘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的境界，使得物质分配制度得到情感上的依归，形成以血缘为纽带，以等级分配为核心，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思想体系和制度，兼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两重意义。……所以，礼最具有中华文化的原初性和普遍意义，兼有生活方式、伦理风范、社会制度的一体化内容，成为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模式。” 徐进先生于《礼治的精义及其影响》一文中也指出：“以礼乐治天下的礼治和关于这种治国之道的礼治思想，曾引起历代学人的重视。关于礼治的内容、原则、本质等的研究成果，著于史传，见诸报刊。……我以为，礼之所以具有‘国之纪’（《国语•晋语四》）、‘政之舆’（《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的功能，所以能够‘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其最深层的精义在于：以别异立序，用自律求安。这种精义，尤其是其中的自律，不仅渗透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等制度之中，而且融入中华民族的机体，铸成我们民族特有的法律意识。” 当然，在可定礼之积极意义的同时，有的学者也指出了应该避免的一些问题。杨志刚先生强调道：“通过对前人有关礼的认识和评价的回顾、反思，我以为有两种倾向必须避免。一是过分夸大礼的作用。《荀子•礼论》：……这已完全将礼神秘化了。其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礼缘自人类的创造。它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存在，并影响社会存在。这种影响及作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至于究竟如何影响，则又要取决于具体的时代条件和其他各种社会因素。二是近代以来形成的一种极端言论，认为礼只有‘吃人’的负面效应。这种观点主要是激于对现实中腐朽传统摧抑人性、滞阻社会发展的强烈义愤而抒发的，在当时对于冲决旧制度、旧势力的网罗也确有其不可抹杀的积极作用，但它毕竟不是周全、允妥之论。若继续偏执于此，显然不利于全面、正确地认识礼的真相，也无助于推进新文化的建设。‘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礼记•礼器》）。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坚持一种发展和动态的眼光。” 以上对礼所作的正、反两方面的揭示，很值得世人认真反思、深加探究，从而给礼以正确定位。
诚然，礼在传统社会有是有非，但其作为中华文明因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还是有必要面对它、审视它，揭开积压在它身上的历史尘封，还它一个真实的面目。有价值、有意义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承继、不去发扬、不去创新；不合理、不适用的，我们就要加以批判、加以抛弃、加以消除。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深入、系统地对礼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探究、考辨和阐释。唯有建立在这一艰苦细致的努力之上，千古之“礼谜”才会被揭开，我们才能在“破”的基础上去“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