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
对地理环境的重视是钱穆文化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他说：“历史如一本戏剧，演剧的是人物，而地理即是戏台。”（钱穆《中国文化丛谈》，第7页）他认为，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已然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发生、演变和种种特质，将有别于其他文明。
钱穆从不孤立地谈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过程，常常地把埃及、巴比伦、印度都放在同一维度进行比较。他说，中国古代的农业文化都是从各个小水系开始发展，然后扩大蔓延，及整个大水系，而埃及和巴比伦文明都只在单一水系和单一平原上展开，印度文明最早也只发生在印度北部的印度河流域，地形比较单纯。只有中国文化，开始便在一个复杂而广大的地面上展开。中国文明起源于温带大草原、大平原，适宜于农业耕稼，这也是其他文明古国少有的先天优势，由之产生的文化品格，自然与众不同。
也就是说，中国文明独特性的基因密码早已蕴含在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之中，这深深地影响了其后的发展路径。“中国文化开始便易走进一个大局面，与埃及、巴比伦、印度，始终局限在小面积里的情形大大不同。”（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6页）这是说中国文化气势之恢宏。他形象地比喻，中国是一个大家庭，他能具备好几个摇篮，同时抚养好几个孩子。这些孩子成长起来，其性情习惯自与小家庭中的独养子不同。这是说中国文化内涵之丰富，形态之多样。
钱穆将文化分作三层面（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学术思想）、七要素（经济、政治、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经济均居其首，因此他在考察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时，尤其重视其对经济的影响。“埃及、巴比伦、印度全都近在热带，全部在北纬三十度左右，物产比较丰足，衣食易给，他们的文化，大抵从多量的闲暇时间里产生。只有中国已在北温带的较北地带，在北纬三十五度左右……因此中国人开始便在一种勤奋耐劳的情况下创造他的文化，较之埃及、巴比伦、印度之闲暇与富足的社会，又是绝不相似了。”（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6-7页）中华民族以农业立国，其勤劳坚韧的民族性格，也是拜地理环境所赐。
简而言之，钱穆认为中国地理环境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将这种影响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使得中国能够成为一个内部统一的大国家，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及；第二，使得中国文化能抵御外来异族的摧残，成为世界上文化绵延最悠久的国家；第三，使得中国民族内部始终能够保持一种勤奋、朴素的美德，文化常有新活力，不易腐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