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黄宗羲对儒家和谐文化的终结及创新
黄宗羲生活于“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已处于穷途末路。虽然这时满清王朝入主中原，汉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儒家文化在这时还是作为主流文化存在着，儒家文化中以“仁”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和谐文化”为凝聚中华民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黄宗羲作为当时的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传承儒家和谐文化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如果说，程朱理学是以论证封建等级差别的合理性为主题，以巩固封建宗法秩序为宗旨来传承儒家和谐文化的话；而阳明心学以论证人性的平等为主题，以缓解封建阶级冲突为宗旨来传承儒家和谐文化的话；那么，黄宗羲则是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是以批判封建专制统治的不合理性为主题，是以探索社会和谐新出路为宗旨来传承儒家和谐文化的。黄宗羲学说的根虽然是儒家文化，但是他的学说充满了批判精神和革新精神，从而在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刻反思中，既对儒家文化所宣扬的社会价值观作了全面的检讨，又着眼民生对儒家文化作了重新的设计，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启蒙意义的、试图引导社会重新走向和谐的理论学说。
从和谐文化的意义上来解读黄宗羲学说，可见他在看待宇宙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心灵的和谐等方面有不同于前人的新思想和新论点。他的学说，既具有对儒家传统和谐文化终结的意义，也具有开创民族的新和谐文化的意义。
（一）黄宗羲提出了理气心性合一的本体论，在论证儒家“和谐”观念的哲学理论上开拓了新境界。
在宋明理学中，“理”、“气”关系的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理和气谁先谁后的问题，最终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为了说明是以封建伦理纲常来约束百姓生活、还是从民生实际出发来改善社会治理的问题。黄宗羲的学术思想以其哲学本体论为一切立论的根据。对此，他继承了老师刘宗周的“理不离气”的观点，坚持天道以气为实体。黄宗羲明确反对朱子的理先气后之说，明确地坚持了理依于气而行的观点。在黄宗羲这里，理气与心性同一序列，是同一的气的不同表现，这一点也不同于王阳明。与王阳明相比，黄宗羲在本体论上有一宇宙始基的观念，而王阳明则没有。在世界的本原问题上，黄宗羲比王阳明具有更多的实证论成分，而王阳明则完全是境界论。
黄宗羲的心性论，由其理气论派生，提出了“盈天地皆气”的观点，所以他论心性，皆以气为根据，他在《孟子师说》中对理气心性诸概念及其关系作了明确界定：
天地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人禀是气以生，心即气之灵处，所谓“知气在上”也。心体流行，其流行而有条理者即性也。犹四时之气，和则为春，和盛而温则为夏，温衰而凉则为秋，秋盛而寒则为冬，寒衰则复为春，万古如是，若有界限于间。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见，见之于气，性不可见，见之于心，心即气也。⑦
黄宗羲的理气论，一本其师刘宗周，是他的心性论、功夫论的学理基础。因此，他的理气论与张载、罗钦顺、王廷相也不同，认为他们的理气论与心性论不能归一。可以说，在气一元论的彻底方面，在以气为根据解释心性诸范畴方面，黄宗羲的理论是包容性最广、最能融通、最少隔碍的。
黄宗羲对阳明心学的继承，主要表现在“盈天地皆心”一说上。他说：
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殊，非穷万物之殊也。⑧
所谓“盈天地皆心也”，正是王阳明“充塞天地”的灵明之说的活用。在黄宗羲“盈天地皆心”这一套理论中，把宇宙间万事万物看做气而同时又看做心，因为人赋予天地万物以意义，天地万物对人而言是一种有意义的存在，使其成为“在我之物”。所以黄宗羲既可言“盈天地间皆气也”、“天地间只有一气充周”，亦可言“盈天地间皆心”。这二者在他这里并无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