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未来世界而提出“天下”观
记者：你提出的“天下体系”理论，这应该是中国向世界宣示的世界秩序理论。能否具体介绍一下？
赵汀阳：“天下体系”是我的个人行为，是我设计的一个理论，不代表国家。原初灵感来源于周朝的“天下”概念，但并不相同。我想象的“天下体系”指的是未来也许可能的“新天下”。哪天会实现，会不会实现，我不知道，不过理论应该有相当的提前量，也许200年，也许300年，像当年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也是过了200年才部分变成了现实。它的现实产品，比较标准的是欧盟，不太标准的是联合国。
我相信“天下体系”能够解决康德理论所无法处理的冲突问题。200多年前，康德关心的是欧洲问题，他想的是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种和平方案。可是这个方案对世界无效，这是康德当时没有想到的，这不是康德的错，是历史局限。
就是说，康德方案有两个弱点：一是对付不了亨廷顿说的“文明冲突”问题，比如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分歧，西方和中国之间的分歧，等等，那些在价值观和生活理念上的分歧，是不可能由康德的国家联盟方案来解决的；另外，康德方案也解决不了那些根本利益冲突，比如巴以冲突诸如此类的根本利益困境，和平谈判进行了几百轮，并没有实质进展。那些特别严重的问题不是能够对话商量就解决的。这两个类型的问题，都是康德解决不了的。
我一直对康德怀有崇高敬意，之所以回到周朝的“天下”概念去寻求新的思路，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康德理论的局限性的刺激。我十几年前在重新思考“天下”这个概念的时候，就是发现伟大的康德理论居然对付不了亨廷顿问题，因此只好自己想象一个也许更好的。
记者：今天你仍然坚持“天下”理论对未来是适用的吗？
赵汀阳：是的，全球化的深入似乎越来越说明“世界”需要变成“天下”。当年提出的“天下体系”是个框架，近年来我又进一步给天下体系构造了哲学基础，特别是存在论和方法论。
按照我的想象，天下体系主要需要两个理论基础：一个是共在存在论，用来分析事的问题而不是物的问题，试图发现事理而不是物理，基本原则是“共在先于存在”。
另一个是兼容普遍主义的方法论，称为“方法论的关系主义”。当我们试图解决冲突问题的时候，分析的单位不能是个人，而是关系，因此，优先要追求的应该是“关系利益”，以“关系理性”去解决个人理性力所不及的问题。
简单地说，如果我们能够把关系所能创造的最大利益给予优先，一个直接的好处就是确保了关系安全，确保不会互相伤害。我称之为“互相伤害的最小化”优先于排它利益的最大化。
按照这个模型，可以直接否证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的成功性和效率。比如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就是自取其祸的行为，在利益上其实得不偿失。
纯理论上讲，“天下体系”有希望解决“文明冲突”和“根本利益”这两大矛盾。至于人们愿不愿意走这条道路，我就不能保证了。人类很多时候是故意犯错误、故意自取灭亡，这是人性的局限。如果人类非要集体犯傻，谁也没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