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的《百家讲坛》开播将近五年了，登坛讲学的学者众多，涉及学科也广。今年，在《百家讲坛》上讲汉代、品三国的易中天教授成了学术明星:《易中天品三国》以无底价的竞标方式招标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以“55万册首印，版税14％，三年内保证该书发行不低于20万册”的条款中标。假如该书每本25元，版税就是3.5元，55万册的版税就是200万之巨，难怪会引发各方的议论。
易中天现象，第一步是登上《百家讲坛》，这很关键。学者走上电视，学术结缘传媒，成为新世纪学术走出大学围墙的新方式。中国传统的学术传播方式主要是家学与书院制度的，朝夕相处，言传身教，学术训练与人格修炼同步，只是那是有钱人的事情，大多数人不能享受。到了晚清，西方的大学引进了中国，学术开始在大学内传授，但现代媒体机构如出版社、报馆和杂志社为学术传播开辟了大学之外更加灵活的道路，《时务报》《新民丛报》《民报》《国粹学报》等是第一批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的杂志。辛亥革命后，陈独秀寻求出路，最后还是办杂志，《新青年》就这么产生了。但是从那个时候直到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学术思想的传播主要还是在大学传授，其次是通过学术杂志和报纸在学术领域内传播。学者走向电视的讲坛，学术思想的传播有了新的途径。在国外，还有著名哲学家在电视上进行辩论。学术进入媒体的公共领域是时代所趋，也是自身传播方式的拓展。
那么多的学者走上了《百家讲坛》，有很多人说话还是像大学课堂上一样，而易中天采用的话语方式就时髦多了，如用OK解释古代的“诺”，把周瑜说成帅哥，等等。我觉得网上有一条消息值得注意，说“易迷”大多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是在“戏说”“大话”的文化时尚中成长的，可以说他们喜欢易中天的话语方式，也可以说易中天采用了他们的话语方式。学习历史有两类人，业余的和专业的。业余的学习历史，首先是有趣，然后才是史识，也就是道理。专业的学习历史，首先是史料，史料是死的，全靠学习的人去激活，从中获得史识。易中天说本来想做“亲民学者”，不想成了“大众情人”，这很可以看出他面对的听众，更多的是业余一类的人。我想不会有历史系的硕士或者博士，会以易中天的方式去表述历史。大学的专业训练有自己的行规，学术本来就不是需要很多人要去做的，大部分人学习历史，就是获得人生的某些道理。我小时候听大人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因为《三国》是讲计谋的，老谋深算，老奸巨猾，总不是大家喜欢的。那时不知道问大人，是不是少可以读《三国》，老可以读《水浒》，现在年轻人喜欢听人讲三国(易中天所讲的三国是小说和历史结合起来的)，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他们喜欢吸取一些人生的谋略，谋略不就是创意么，我们这个时代是青睐创意的时代。我想专业的圈内人士也不会为易中天的“名利双收”遭受什么心理的打击，指出他“品”中的一些不符合史事的地方，也是圈内人士的天职，并不意味着这就是嫉妒、冷嘲。周作人五四时期不愿意登高坛讲经布道，而愿意去静静地翻译几卷经书，正如他说的:各人有各人的胜业，勉强不得。如果有人觉得易教授是他的偶像，不妨向他学习，只是不一定学得来。
200万之巨的版税，引起讨论也不足为怪。关键在于易教授是大学中人，像余华的《兄弟》、安妮宝贝的《莲花》等等卖个两三百万的，也许不那么扎眼。大学教师出书主要还是靠各种基金的支撑，很多没有稿费，不要掏出版费就不错了。这里讲的书，指学术著作。易教授的书是不是学术著作暂且不去管，只是易教授是大学中人，因此他的书卖价之高与其说给学术著作出版带来了一丝曙光，还不如说是仍然突出了其困境。贾植芳老先生说他在1949年以前，把翻译的《近代经济社会》给一家出版社，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价钱当时也不低，五两黄金。那时的出版社是个体的，很自由。现在的出版社有自己的难处，创造效益第一位，何况书号又有限。
作者： 文贵良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