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社会正在面临全面的转型升级。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已经并继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是对应的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变化还没有全面启动。在主张变化上层建筑的观点中，存在着如何变化、变化多少等方面的分歧。其中，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演进的作用以及如何对待儒家文化，成为了争论的一个焦点。
大体上，可以将观点分成正面评价儒家文化的“挺儒派”和负面评价儒家文化的“废儒派”。随着争论的发展，可能会出现以 “挺儒派” 为基础的综合派和以“废儒派” 为基础的综合派。“挺儒派”和“废儒派”对于儒家文化的历史作用争论热烈，而对于之后的应对措施的建树却略显薄弱。可以说，撇开了具体社会转型升级方案“问题”的比较和讨论，争论似乎陷入了空洞的“主义”之争泥潭。更重要的是，对于儒家文化历史评价的争论，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以至于对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升级问题反而无暇顾及，颇有一些舍本逐末的味道。对于“主义”之争来说，应该从“问题”之争上分出优劣。换言之，在盛行于农业文明时期的儒家文化与现在工业文明之间有没有兼容性、适用性，儒家文化系统及其诸要素与民主宪政系统及其诸要素之间有没有兼容性、适用性？
概而言之，“挺儒派”认为儒家文化构建了一个自由和谐的中国传统社会，这可能是他从历史文本中寻章摘句，按照自己的逻辑由概念到概念地编织而成的。而其未来中国的民主宪政也依赖于儒家文化复兴的观点，却不一定一无是处。相比之下，“废儒派”认为，儒家文化作为专制政治的基础，整体而言阻碍了自由民主在中国的实现，其观点有大量事实与常识作为补充，好像更令人信服。但是，在当今社会现实中，儒家文化传统破坏惨烈，整个社会有很有一些“礼坏乐崩”、“人心不古”的味道。这个时候批判儒家文化，固然有些“痛打落水狗”的味道，但是与现实的联系未免有些脱钩。
儒家文化复兴能否促进未来中国的民主宪政固未可知，但还是很有一些值得研究推敲的地方。试从几方面简述。
第一，儒家文化强调道德操守，信奉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每每在社会风气颓坏之时，能够针砭时弊、扬清激浊。所谓“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比如，孔子本人面对礼坏乐崩，主张“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东汉末年的“党人”，明末的“东林党人”莫不如是。这在当前，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第二，儒家文化之所以大行其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是因为其在稳定人心、重建社会时的特殊作用。这已经被2000年的历史屡屡证明。虽然孔子本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有一些怀旧复古的意味。但是儒家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已经是汉代以后的事了。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作用，就是因为全体国民都有共同维护“礼法”和“道德”的“精神契约”。一旦社会成功转型升级，是很需要这种契约作为“稳定剂”的。
第三，儒家文化强调舆论监督，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为在他们看来，政者，正也。人人都正其位，安其事，才能叫“正治”。否则，君臣失位，长幼失序，伦理失常，社会岂不是要动荡？所以，对执政者的要求非常高，要求上级比下级更英明，更体恤民情，更有社会责任感，德才兼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果不能做到，就有孔子这样的人，“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有人说这是等级思想，与平等观念冲突。其实并不尽然。在中国，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而西方，最初的民主主要是有一定财产基础的白种男性才能享有，以后逐步向全社会推广的。
第四，儒家文化强调权力制衡，他们主张皇权的使命是替天行道，为人民服务。根据儒家学者解释，皇帝的统治必须合乎天意。所谓天意，就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是不是把“天”换成“自然”，基本上就可以继续用了？儒家以“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来警示统治者，还承认百姓有 “革命权”。 孟子说周武王伐纣之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诸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其实，中华文明几千年走不出治乱循环，根源并不主要在于等级社会的权力结构，而在于一旦天下太平，统治阶级就自觉、不自觉地破坏“精神契约”，突破道德、践踏法律，从而导致通知体系的崩溃。这就是王朝更迭的“兴衰周期律”的根源。“中国发展”要想避免王朝更迭式的革命，必须向民主、平等、法治的宪政体制转变。如何实现宪政？如何让防止统治阶级、特别是其最高层破坏社会“共同签约” -- --道德法律？从精神内核特别是要素构成来看，儒家思想与民主宪政，殊途同归、异曲同工。
儒家文化中有积极合理的因素。有论者认为，中国几千年社会是“明儒实法”，它们在构建社会和谐上的逻辑自洽性、历史合理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共同19世纪之前中国经济、文化、科技领先于世界的历史。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时代，“正确”的知识也只存在于少数人头脑中。这种情况下实施一人一票、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不仅面临巨大的技术障碍，而且蕴含着社会偏离正常轨道的高风险。相比之下，根据政治传统、人生阅历、劳动分工（三纲五常）建立的等级治理秩序，反而有利于降低社会合作的不确定性，提高生产效率，扩大国家疆域。这也许是儒家文化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华帝国，并长期领先于世界的根本原因。
我们今天称之为“特权”、“专制”的东西，正是2000年来“明儒实法”的中国精神与之斗争的2000年。由于生产力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无法催生现代民主政治。中国人追求民主宪政已有百年之久，并必将继续推进。这一过程不能摆脱历史文化遗产的影响。以笔者之见，儒家思想的核心，即人人自律、全民监督的治理秩序，是跟现代民主政治相通的，今天是儒家文化复兴、国家和平民主崛起和彻底清除封建专制、特权要素的历史性时刻。
演讲者小传
袁飏，1964年6月出生于哈尔滨市。目前主要从事经济、金融、营销和经济学研究。现任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副秘书长，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副秘书长，董辅礽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经济政策观察评价中心秘书长。
（原题：儒学与中国社会演进——兼评“儒家宪政主义”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