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各种新书出版座谈会上，文风和学风屡被提及，记者不断听到有学者对当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文风与学风问题提出尖锐批评。这些批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提出的问题，值得更多人思考。
编辑出版学应提倡实证性研究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出版家聂震宁指出，编辑出版学研究中目前多是从理论到理论、从观念到观念的演绎，重复太多、实感太少、空洞太多，创新难得一见，读者难以卒读，长此以往，科研将难以持续。
他认为，对编辑出版学研究有必要强调一下学风和文风。编辑出版学研究，应当是实用型学科研究，因而特别需要强调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的研究，要更多地提倡实证性研究。清代学者章学诚提出，学术研究，“考订、辞章、义理”三方面各具所长，互为补充。章学诚处在乾嘉学派盛行的时代，他反对两种错误的学术倾向，一种是以宋明理学为代表沉迷义理的儒学研究，严重脱离现实；另一种是乾嘉考据学为代表，为考证而考证，过分耽于考据训诂，不见现实义理。而编辑出版学研究的现状却是耽于义理太多。一些观点尽管十分宏大，而且正确，可是文章千人一面、大同小异、了无新意，无归纳、演绎、论证，更缺乏应有的实证。这样的学风、文风确实让人感到伤脑筋，文章发表出来就有点儿浪费版面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聂震宁认为，原因在于缺乏实证和考据，而说到底，章学诚认为是缺乏做学问需要具备的“才、学、识”。为此，我们提倡既要讲求义理、辞章，也要重视考据实证，强调来自于实践的学识。如果考虑到不过正不足以矫枉的话，那么现在应当更多提倡实证性研究。
谈到编辑出版学科研究的实践性问题，聂震宁举了清代学术的颜李学派为例。该学派的掌门人颜习斋提倡：“必有事焉，学之要也。心有事则存，身有事则修，家之齐，国之治，皆有事也。无事则治与道俱废……德、行、艺曰物，不征诸物，非德非行非艺也。”颜习斋以为，离开事物没有学问，离开事物谈学问则不是学问，在事物上求学问不实践是不行的。梁启超把颜李学派称为实践实用主义，对其中所蕴含的科学精神予以基本肯定。扬弃其中的绝对实践主义的片面性，颜习斋的观点值得我们汲取。编辑出版学是一门实实在在的应用型学科，空洞重复的调调要少唱，空话套话要少说，而代之以生动活泼的实践研究和对事物规律性的准确把握，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理论思考和前瞻性认识，方可使得我们的科研、教育以及人才培养有实用、见实效，从而与如火如荼的行业改革发展态势相适应，并反过来为行业的科学发展提供清醒冷静的科学研究支持。
新闻传播学要多做价值论关怀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指出，当前新闻传播学学科的研究比较急躁，比较实用主义。他举例说，传媒产业热的时候，全国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在研究传媒产业。最近网络舆论很热，几乎所有新闻传播学院的学者又都去研究网络舆论。他认为，在这样一个过分追逐热点、过分浮躁的学术圈子里，沉下心来做实证研究并对中国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难能可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学科真正建立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否则新闻学、传播学相当大量的都是西方的理论体系和认识论。说大一点，整个中国的社会科学体系，包括社会学、经济学，特别是现今的主流经济学和一部分政治学，相当多的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来自于西方的传统，存在大量食洋不化、与中国文化现实结合得并不完全贴切、解释中国现状乏力的现象。新闻传播学科应作出努力，“给公众带来一种新的审视中国问题的视角和立场，回过头看自己的历史，然后睁开眼看自己的未来，这种实证研究对中国的学科研究、行业研究才有实际意义。”
胡正荣对未来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创新有两个期待。他说，首先要把媒介、传播放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来研究。面对一个媒介化社会，我们怎样看媒体在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即传媒在一个社会变迁之中的角色、使命和责任。这几年，业界责任感的缺失、权威性的缺失、追名逐利等问题愈加突出。这些问题，给我们带来研究上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要在简单的本体论研究之外，更多做价值论的关怀和关注。作为学者和从业者更需要有历史感和责任感，肩负起在历史长河中关注媒体和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责任。另一个期待是，要把中国媒介变化放在全球化、融合化的时代里来关注，本着历史的使命感和社会的责任感，从更大的视野和更高的高度、更宽的角度去做这方面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