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迎来第二次修订，亮点颇多。最突出的乃是，拟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等案件外，嫌疑人近亲在一般性案件中可以拒绝作证。这一规定不再强求“大义灭亲”，保护基本的家庭伦理道德，尤其令人赞赏。有论者认为，这体现了我国法律与国际接轨的趋势，因为它与欧美法律的“亲属拒证权”一致。
事实上，对于这一新规定，国人更容易回忆起的是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亲亲相隐”。自从孔子在《论语》中提出“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的说法之后，“亲亲相隐”就成了传统文化基因中的一部分。古代法律对“亲亲相隐”都有明确规定，直至西风已渐的民国时代，法律依然规定隐匿犯罪亲属可以减轻罪罚。
“大义灭亲”之流行，大概始于几十年前的政治运动，在高于一切的“革命”大义笼罩之下，人们才会违背基本人伦，夫妻、父子、朋友相互告发。“近亲可拒绝作证”，可以说是向西方的“亲属拒证权”靠拢，但更可以将之理解为回归传统文化中的“亲亲相隐”。当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有所扬弃，留其精华剔其糟粕。
值得注意的倒是，人们在面对这一法律的进步时，似乎习惯性地往“国际化”、“现代化”的方向去寻找理由，却忘记了我们的传统中也有很多可供利用的文化、伦理乃至政治资源。
此种有意无意忘却传统的心态，其实所来有自。自从“五四”提出“打倒孔家店”以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对立就成了整整几代人的“常识”。要现代化就不能要传统，传统是现代化的绊脚石，必须一脚踢开。最后，甚至发展到不把传统文化彻底“打倒”、“扫除”、“推翻”就不罢休的境地。
直到近年来，社会才重新意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国学”在民间的自发复兴正是一个明确信号。但是，即使效果相同，从西方寻找例证而非返回传统，似乎依然是一些人的习惯。
其实，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不但不会妨碍现代化，反而有助于实现现代化。传统也好、现代化也罢，都是为了让人更好地生活。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文化中优秀的成分总是相似的。“亲亲相隐”与“亲属拒证权”之类似，正是一个鲜活例子。
从传统的土壤中汲取有益养分，就像“母乳喂养”一样，或许更加适合我们的成长和前进。我们期盼，在解读社会热点时，能够见到更多从传统出发来论证、来认识的言论，它们，与“现代”一样有力。（汪慧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