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不应该为了名利而争吵
■如果说作家的写作可以是多向的、多元的，那么批评家的批评则必须有一个基准的方向和价值
■今天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存在问题，我们评论问题的方式需要改变，这一点很重要
■批评家们现在为了某种理念而发生的争论反而很少，多是为了名而争，为了利而吵
■批评家的底线应该是：把作品放在现实和历史的坐标点上作出一个公正的判断
南京大学教授张光芒参与本报文学批评重估，他认为，在批评界，愚蠢的傲慢和傲慢的偏见，正在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存在方式——
编者按
大型系列策划“重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推出至今已经刊发了雷达、南帆、丁帆、孙郁、陈众议等著名批评家、学者的8篇专访，这些学者将文学批评放在全球视野中、放在历史坐标中、放在当下复杂多元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对文学批评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给予了全面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中肯建议。今天，我们刊发南京大学教授张光芒的发言。 “批评家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对此，张光芒的答案十分简单：所谓批评家的底线，不仅仅是要说真话，更重要的是，要对作品作出一个公正的判断。
张光芒今年45岁，作为一位学者，正是锋芒未退而又学养渐成的年纪，在当下中国的批评界，最为活跃的批评家也大多属于这一年龄段。采访约在1月12日的下午，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张光芒的办公室。他看上去温文尔雅、笑容可掬，与此前记者通过各种文章对他的认识有所不同。文章中的张光芒，正如他的名字一样，锋芒毕露、态度鲜明、言辞犀利，他的观点曾经引起争议，甚至招致激烈的挞伐。
关于文学批评的问题，张光芒的思考早在数年前便已经开始。2005年，他曾经在《文学报》撰文《后启蒙时代的批评家何为》，开篇就大胆提问——“今日批评家何为？ ”并强调，这已经是一个必须要严肃认真地重新思考的问题。在他看来，批评家的职志所在，必须体现在对现实深层需求的回应，而不是盲目追随各种文化泡沫的兴灭。
张光芒把当下比喻为一个 “新型愚昧”横行的时代，并称，如果说作家的写作可以是多向的、多元的，那么批评家的批评则必须有一个基准的方向和价值。今天，越来越多的声音不断重复着追问：“批评家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对此，张光芒的答案十分简单：所谓批评家的底线，不仅仅是要说真话，更重要的是，要对作品作出一个公正的判断。
“文化和文学越来越趋向合流，要严格区分两者的意义已经不大”
张光芒在表述自己的观点时，常常会讲一句话：“这不是真正的问题。”针对当下舆论有关文学以及文学批评走向文化批评的各种质疑，他认为，确实有很多弊病存在，但是，应当从更深层次去挖掘原因，那些表象上的改变，并不是真正影响文学批评发展的症结所在。
“今天的文学批评，从正面来说，也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地方。比如，从事批评的人员比较多，他们基本集中在高校、社科院、作协和社会层面，使得批评的面貌呈现出很热烈的状态，当中包括了很多流派，各有特点。另外，以当下的情况来观察，批评的方法和观点比较多，也比较多元化，批评家们各有侧重，有从写作的角度切入的，有从审美的角度展开的，也有从语言比较的角度观察的，各类批评都有。还有一点就是批评界很活跃，批评视野越来越宽。我们可以看到，搞文学批评的人也在参与影视批评乃至文化批评，影视批评和文学有直接的关系，而文化批评也包含了文学批评，有些文学现象本身就是文化现象，文化和文学越来越趋向合流，两者交织的情况比较多，今天，要严格区分文学和文化或者区分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意义已经不大。因此，站在这一角度，我认为，文学批评的视野越来越宽了，活跃度也越来越高了。”
“我们评论问题的方式需要改变”
尽管许多人认为文学在当下社会已经处于边缘，但是，张光芒认为，没有必要过多地纠缠在这个问题上。
“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人们在经济方面的思想没有完全放开，所以，人文思想就显得更加突出，成为社会的中心话题。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生活变得更加重要了，虽然人文精神遭遇失落，但是，应该看到，当经济生活成为人们生活的核心内容时，人文话题趋向边缘是很正常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当温饱问题解决后，人们对人文思想的需求就会逐渐加强。 ”他提出，由于当今社会的多元化趋向和现实的道德问题日趋复杂，人文话题不能再延续过去的提问方式和传播方式。 “实际上，在今天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我们评论问题的方式需要改变，这一点很重要。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可以讨论如下问题，如，‘面对传统文化，我们是保留它还是转换它’、‘在现代性的冲击和商品文化的挑战下，传统文化究竟应该如何改造’等等，此类问题在那一历史时期显得比较重要。然而，时代发展到今天，传统文化已经被转化很多了，甚至是被抛弃得太多了，我们又要面对保护和传承的问题。 ”
“‘五四’时期，争论的焦点是理念的不同，今天多是为了名而争，为了利而吵”
张光芒在 《后启蒙时代的批评家何为》一文中说，如今是“新型愚昧”横行的时代，因此，在批评界，愚蠢的傲慢和傲慢的偏见，正在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存在方式。他写道：“批评家或者作家之间彼此指责，如果是为了辨别真伪、探求真理而进行剧烈的论争，这本是正常的，问题在于其兴趣不在这里，兴趣所在是人与人的争斗，是话语权的抢夺，而不是思想和观点的交锋。”关于这一方面，他告诉记者，此类现象如果发生在“五四”时期，批评家为了攻击而攻击，一定会遭到鄙视。
“‘五四’时期批评家之间的争论与当下相比，区别在于争论的焦点是理念的不同。当然，在争论当中也会出现人身攻击的现象，但是，争论的出发点并不是人身攻击。那时，作家、批评家之间的争论也是相当激烈的，不过，他们争论的目的不是为了争吵而争吵。而现在，为了某种理念而发生的争论反而很少，多是为了名而争，为了利而吵。 ”
张光芒说，“五四”时期的道德观念和人文理念决定了上述现象的可鄙性，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标准了。“那时候的人相信真理，相信真相。今天，由于社会的多元化状态，人们不相信真理。那些骂得凶的或者被骂的，反而更能引起别人的兴趣，越骂越想看。 ”
“批评家讲真话是不够的，真话谁都会说，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话”
批评家依附于作家作品而存在，成为后者的附庸。越是如此，作家就越看不起批评家，读者也无法相信批评家。信任感的流失，源于批评家底线的不断后移。张光芒对批评家的底线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尽管这一底线似乎并不难达到，但是，他也坦言，对于当下来说，提出这样的底线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要求。
“在我看来，批评家的底线应该是：把作品放在现实和历史的坐标点上作出一个公正的判断。”有的观点提出批评家的底线是讲真话，张光芒认为，讲真话是远远不够的，那不过是做人的一个笼统的底线而已，“真话谁都会说，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话。 ”
因此，他说：“对批评家要有一个较高的或者说一个理想化的要求，具体说，就是批评家应当对创作的缺失和优长作出到位的判断，给读者和文化界以启发。同时，批评家还要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差不多能够一以贯之的追求。评论对象当然可以千差万别，但根本立场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批评家在不同的时间，面对不同的作品，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但是这个声音需要有令人信服的价值立场和逻辑理性。而这个立场不是空喊出来的，是通过批评家一贯的批评实践体现出来的。另外，批评家特别需要有发现的能力。如果说作家要发现生活，那么批评家就要发现文本，更准确地说，就是要发现形象与生活的关系。作家要从生活中发现别人不能发现的东西，批评家则要从文本中发现一般读者无法读出的东西。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和批评，站在作品与生活的关系上，站在作品与人的心灵的关系上，站在现实和未来的交接点上，指出文本的局限和意义。这是我对批评家底线的理解，一个对批评家比较理想化的要求。”
张光芒 1966年出生，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启蒙文化思潮等。著有：《混沌的现代性》、《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150余篇。
本报记者/王 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