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因为在东京街头杀了“没毛大虫”牛二，被开封府以“一时斗殴杀伤，误伤人命”的罪名，脊杖二十，充军北京大名府(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这是杨志人生旅程的一大不幸，也是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机。
杨志充军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却意外地看中了这个人才。杨志身为服刑犯，不仅未入监服刑，而且直接留在府中听用。
因为杨志在梁府“早晚殷勤听候使唤”，梁中书有心抬举他，打算提拔他做个军中副牌，月支一分请受。作为当朝太师蔡京的东床快婿，在用人问题上，梁中书并不想搞“伯乐相马”式的“一言堂”。梁中书“只恐众人不服，因此，传下号令，教军政司告示大小诸将人员来日都要出东郭门教场中去演武试艺(第十一回)”。这应了那句俗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是“选马”而不是“相马”，至少从程序上体现了公开与透明，从而为命乖运蹇的杨志提供了一次竞争上岗的良好机会。
然而，杨志的竞争上岗，却缺少了基本的程序正义。
首先是资格问题。杨志触犯了帝国法律，尚在服刑期。在东京的杀人犯到了北京却成了座上宾；在开封府刚刚判了刑，到了大名府却可考选公务员，而且竞争的还是军中职务。按照正常情况，这个资格问题无论如何也无法过关。
其次，这一竞争机制只为杨志一人而设，属于典型的“萝卜招聘”，至少违反了众中选优、公平竞争的原则。说穿了，这次竞争上岗，就是梁中书为杨志一人创造的脱罪、转正、升职之机，指标是特定的，人选是特定的，职务是特定的，待遇是特定的，甚至程序都是特定的。
再次，梁中书作为最高地方长官，在作了如此之多的“特定”之后，居然兼任主考官，如此一来，怎么能够保证竞选的公正？事实也是如此，在比武前和比武中，梁中书对杨志百般关照、处处呵护，不仅亲赐衣甲，而且自己的战马都供其骑乘，甚至出场时也带杨志同行。这无疑等于暗示。
最后，令人无法理解的是，此次竞选，直到临场，除杨志外，其他选手不仅都是未定的，而且都不明就里，甚至杨志的竞争对手都由梁中书一手指定。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梁中书叫周谨听令，“着副牌军施逞本身武艺。”
政策如此倾斜，竞争的结果显然不利于周谨而有利于杨志。果不其然，周谨比武失利，梁中书反而这样说：“前官参你做个军中副牌，量你这般武艺，如何南征北讨？怎生做得正请受的副牌？”于是下令，“教杨志替此人职役(第十二回)。”
似乎所有程序就要按照“导演”的意愿顺利结束了，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对于徒弟周谨的失利，急先锋索超似乎看出了猫腻，竟然出阵公开挑战杨志。对于这一出乎意料的发展，梁中书倒是没有如其他官员一样以势压人，只是为杨志捏了一把汗。在得知杨志敢于应战的表态后，他不仅交代“教甲仗库随行官吏”给杨志挑选“应用军器”，而且直接吩咐，“牵我的战马借与杨志骑”，并叮嘱“小心在意，休觑得等闲”。
由于此次比武关乎大名府军人的声誉，兵马都监李成也私下作了安排，他吩咐索超：“周谨是你徒弟，先自输了，你若有些疏失，吃他把大名府军官都看得轻了。我有一匹惯曾上阵的战马并一副披挂，都借与你。小心在意，休教折了锐气！”比武的结果，不分胜败，旗鼓相当，可谓皆大欢喜，梁中书指使军政司将杨志、索超都升做管军提辖使。
比武结束，书中还留下这样一截尾巴：红日西沉，梁中书在官员护送下打道回府，城里百姓，扶老携幼，都很欢喜。梁中书在马上问道：“你那百姓欢喜为何？”众老人说：“老汉等生在北京，长在大名，从不曾见今日这等两个好汉将军比试！今日教场中看了这般敌手，如何不欢喜！”一听这话，这样一场并不公平的比武，似乎还合于“群众公认”，梁中书听了自然高兴。不过，这很难说不是盗用民意。
作者小传
安立志(曾用笔名燕楠、公冶平)，在国内杂文、评论征文中曾获奖数十次，连续多年获山东省杂文一等奖。曾出版随笔、杂文《贞观政要与领导艺术》、《崎岖中国》等多种文集，红楼梦随笔《薛蟠的文学观》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