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我的力量是有限的”
早报:您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引用的材料大部分都是外国汉学家的研究成果。
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其实参考了不少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参考了17本中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其中陈思和和陈平原编的文学史著作是我写作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我参考了不少美国学者的文章和作品。美国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比许多中国学者还要深刻一些，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更有意思。现在不少美国学者来自中国大陆，他们身上有两个传统，中国的和美国的。他们的观点非常新鲜，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欧梵。
早报:《二十世纪文学史》中提到的一些人物是您的朋友，把自己的朋友写进文学史是否比较奇怪？
顾彬:我认识的、熟悉的作家、诗人写得非常少。比如杨炼，我连一首诗都没有分析，我故意写那么少，但是有一批作家我写得比较多，我想多介绍他们。
莫言我只见过一次，20年前在波恩。原来我跟王蒙见面比较多。1986年，我们在波恩开了个中国文学周，与会的中国作家有王安忆、张炜、莫言等，后来我跟王安忆有较多来往，所以我写她也特别多。
为什么我写中国当代诗人比较少？那是因为我过去翻译他们、写他们、出他们的书都比较多，我不喜欢重复。
我介绍王蒙比较多的原因是:1980年代他在德国非常受欢迎，他的作品在德国被介绍、翻译的也比较多；而且我认为，他从1980年代至今写的很多短篇小说都非常不错。更重要的是，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1989年东欧衰亡以后，德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王蒙对德国人来说有很大的现实性。
王朔在我看来代表了一批年轻作家，他们游离于体制外。我还认为，他知道怎么写小说，有人说他玩文学，但我认为他不是为了钱而玩文学。
早报:在您的这部《二十世中国文学史》中也直接引用了许多陈思和教授的观点，一些学者对此颇有微词。
顾彬:在写这部书的时候，我有很多困难，我问谁？我发现陈思和博学、非常开放，不保守，什么都愿意和我谈。其实，我还和北京的其他学者探讨过一些问题，特别是欧阳江河、王家新，每次回到中国我都会和他们探讨文学问题。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几个人写的，而我是一个人在写。我还一个人写了《中国古典诗歌史》、《中国戏曲史》，我的力量是有限的。
顾彬谈新作和日常生活
《中国戏曲史》昨天刚刚收尾完成，预计今年底在德国出版。坦率说，我不是中国戏曲专家，写这部书真的算我倒霉。原来《中国戏曲史》是我同学来完成的。1970年代我们的导师是中国戏曲和唐诗专家，所以在他的指导下，我研究唐诗，我那个同学研究元杂剧。原计划2年内他应该写完这部书，2年后我发现他一行都没有写。我开玩笑对他说:我来写吧？我是开玩笑的，是激将法，没想到他说:好吧，您写吧，我放手。
如果把中国古典诗歌史和中国戏曲史比较您会发现，古典诗歌代表一种精英文化，戏曲代表底层文化，戏曲的世界观、语言与精英文化不一样，而且宗教味道非常浓。所以可以这样说，原先我看的东西都是中国社会精英的文学，而现在看的都是下层东西，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了中国，学了不少。
在德国，越老越能写出东西，不少德国教授在退休之后才开始写作。年轻的时候我缺少知识，我也是到最近才觉得我的知识还可以，可以去写了。在40岁的时候，我有能力去写《中国文学史》吗？肯定不行。现在我开始写作，我的感觉是书在写它们自己，我控制不住自己动笔。我在德国波恩大学的课非常多，一个星期要上9个小时的课，负担很重。一个星期9个小时课，太多了，太累了。我一般一天睡5个小时，最多6个小时。
已经有一些大学问我退休后是否愿意来中国上课，比如一年来上半年课。我的孩子现在才14岁，他在高中毕业之前，我不会做这个决定。但我现在考虑，以后来中国讲学上课的时间是否可以增加到每年3个月，况且波恩大学也愿意我这么做，因为他们想扩大学校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