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画家立意以及画面构图的差别，《力攻北宁》还有以下的叙述文字：
北宁之役，中法迭有胜负。其城之收复与否，虽无确耗，而战绩有可纪，即战阵亦可图也。此次法兵三路并进，窃恐深山穷谷中遇伏惊溃，故布长围以相困。比会合，奋勇齐驱。一时烟焰蔽空，惊霆不测，地轴震荡，百川乱流，而华军已于前一日退守险要。狐善疑，而兔更狡，总如善弈者之争一先着耳。
有趣的是，这里没有日后常常作为主导话语的“正邪之分”，作者只是关心战争的具体进程，以及“战绩”与“战阵”，而不着眼于“迭有胜负”的中法之间到底谁是谁非。就好象图说的是《三国》或《水浒》故事，与己无关，可以隔岸观火似的。这种近乎“中立”、讲求“趣味”的叙述态度，不能简单归结为《点石斋画报》的市民倾向，而是因当时中国的士大夫与普通民众，并没真正意识到亡国的危险，民族主义情绪也尚未形成。只是在经历甲午海战的失败（1895）、戊戌变法的流产（1898）、庚子事变的耻辱（1900）后，国人方才有了迫在眉睫的危机感，以及明确的“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在此之前，对于外国列强的骄横，虽然也有不满与愤恨，但并未上升到理论层面。
这一点，落实在关于租界生活的描摹，便是承认存在的合理性，不追究租界实行治外法权是否代表国家耻辱，而喜欢就事论事地打抱不平。这种基本立场，使得《点石斋画报》对于洋人、洋事、洋物以及必要的中外交涉，取欣赏及支持的态度。只是在对方“欺人太甚”的情况下，才会起而表示愤懑。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都是很有节制。与进入20世纪后国人碰到类似事件时之倾向于以点带面、小题大做不同，画报作者们更愿意采取弹性的立场与朦胧的目光。这里以《大闹洋场》（信十二）之表现车夫抗捐（1897年）和《法人残忍》（贞十一）之报道四明公所事件（1898年）为例，兼及图文，说明《点石斋画报》处理此类“时事”的策略。
《大闹洋场》介绍“本埠英美租界各小车夫，因英工部局议加月捐二百文，聚众歇业”，因有人破坏规矩，罢工车夫加以拦阻，与巡捕发生冲突。从维护社会秩序的角度出发，作者只能站在巡捕的立场，略为谴责聚众斗殴的车夫。可画面语言则是另一番景象：左侧是飞马来驰的巡捕，右上方则为军舰上派遣的士兵乘船前来增援，而最能吸引读者注意力的画面中心，乃罢工车夫将巡捕打得人仰马翻。文字介绍中，作者还走出具体的画面，称“后经中西官设法调停，暂免加捐，已各安业如常矣”，似乎是车夫获得了道义上和事实上的胜利。其实，事情的发展远比这复杂，结果也并不美妙。画报如此表现，也算是一种带倾向性的“如实报道”。
四明公所事件当年影响极大，1898年7月17至7月25日的《申报》上，曾有连续性的追踪报道，且每篇都是义愤填膺。《点石斋画报》自然也不例外，《法人残忍》先讲“法人自拆毁四明公所围墙后，寓沪甬人义愤填膺，相率停工罢市”，后是法国军队开枪镇压，“合计是役受伤者二十四人，而死者有十七人之多”。以此事实为依据，控诉“法人之残忍无理”，本来已经足矣，可作者偏要强调“无端遇祸”的，“皆外帮之人”。而且，宣称“宁人实未闹事”，只是因“法界之流氓无赖遂乘机而起”，方才事态扩大。这么一来，法人开枪变得事出有因，只是杀错了人而已。
如此叙述，在百年后的今人看来，很可能嫌其“境界太低”。可这种就事论事，更多着眼个人利益而不是国家主权的言说思路，颇能代表当时普通百姓的意见。反而是“在四千余幅图画中，我们看到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的侵华史实和中国人民抵抗外侮的英勇斗争”之类的说法，近乎强人所难，刻意拔高。
如果说《点石斋画报》在叙述“时事”时，因目光所限，有时态度失之暧昧；那么在介绍“新知”时，则基本上是无条件的欣赏、赞叹。这里所说的“新知”，既包括涉及国家利益的声光电化、坚船利炮，也包括落实在日常生活中的医院、学堂以及文化娱乐设施。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大都是通过“事件”的形式体现出来，而不是静态的介绍。比如，最受国人赞扬的西洋医术，便是借助一系列“故事”的传扬，而日渐深入人心。随便举个例子，《西医治病》（庚十一）的说明文字是这样写的：
都中施医院之西医某君，初次莅华，未谙言语。而治病给药，必需详询，方知病之原委。有西女某，教中人，亦好善为怀者，愿代某君喉舌之司。两相得而益彰，故赴院病人日以百计，西士女不以烦冗为苦，殊足多矣。
相对于西洋大夫神奇的医疗效果与良好的职业道德，中国原有的江湖郎中之只知敛钱不会治病，实在不可同日而语。《点石斋画报》中不少庸医杀人的故事，无一例外，均指向中医；至于西医的神奇本领，包括“收肠入腹”、“西医治疝”、“剖腹出儿”、“妙手割瘤”等，又大都落实为外科手术。对于晚清的国人来说，手术刀所体现的西学，很可能是最具神奇色彩、而且可以“眼见为实”的。
更能体现晚清国人的好奇心的，是对于各种既无伤大雅也无关大局的西洋游艺的介绍与描述。西人之赛马、划船、拔河、体操、蹴鞠、马戏等，均让中国观众兴奋不已。即便是寄希望于读者“茗余酒后，展卷玩赏”的《点石斋画报》，谈论有关国计民生的工艺技术，也不无正襟危坐的时刻；只有在品评体育与游戏时，才可能完全放松，纯粹本乎个人兴趣。这个时候，作者对西方事物的强烈的好奇心，以及其图像/文字的表现能力，也才得到充分的展露。《赛马志盛》（甲二）笔墨之精确与行文之洒脱，均值得称道：
西人于春秋佳日，例行赛马三天。设重金以为孤注，捷足者夺标焉。其地设围阑三匝。开跑时，人则锦衣，马则金勒；入阑而后，相约并辔；洎乎红旗一颭，真有所谓“风入四蹄轻”者。围角有楼，西人登之以了望。一人获隽，夹道欢呼。
个中人固极平生快意事也，而环而观者如堵墙，无胜负之撄心，较之个中人，尤觉兴高采烈云。
最后一句尤其精彩：作者仿佛置身“环而观者如堵墙”，既熟知游戏规则，又“无胜负之撄心”，故能以相对超然的眼光来观赏眼前的“风入四蹄轻”。要说“较之个中人，尤觉兴高采烈”，现场观众固然如此，画报的作者与读者又何尝例外？在游戏中接受西洋文明，还有比这更轻松更有趣的“西学东渐”途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