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制度儒学：从古典迈向现代
儒学是经世致用之学，其社会理想必须通过一定的政道与治道来实现，制度的设计是其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儒家真正实践过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制和君主专制，而这两种制度与儒家的政治价值观都有相当的距离，所以《礼运》才将三代以下的政治称为小康，以与儒家所心仪的大同之世区别开来。目前大陆儒学中有一种所谓原教旨主义主张，认为中国古代的王道制度要优于西方近代的民主制度，提出要用王道政治破除所谓现代民主迷障。此种说法不仅完全违背了儒家政治价值观，也背离了近代以来儒家政治探索的根本方向。
首先，民本是儒家最根本的政治理念，现代民主制度则为这一理念的落实提供了最佳的政治手段。民本思想是儒家政治哲学的基石，体现了儒家政治哲学的价值观，历代儒家对于政道与治道的具体形式有所抉择，但民本的价值指向从未改变。但是，从实际情况看，直到近代以前，儒家始终没有找到一种落实民本理念的有效政治制度。孔子本人对于三代的政道心向往之，这从《论语》中他对于尧舜禹由衷的赞叹中可以见出端倪;就他所处时代而言，他倾向于西周以分封为基础的礼乐制度，因此，秦以后儒表法里的君主专制绝非儒家自身的选择，它甚至从根本上背离了儒家向来强调的民本的政治理念。朱子说过一句发人深思的话：“千百年来孔子之道未曾一日得行于天下”，人们对于这句话或许有不同的解读，笔者以为其中所表达的正是朱子对于当时已经积弊丛生的家天下制度的深刻反思，这样一种政制与孔子“天下为公”的政制愿景具有根本性的冲突。实际上，无法找到实现民本价值的有效政治制度是历代大儒的重要心结所在，假如孔子朱子在世，必会成为民主制度的坚定支持者，它为他们的政治理想找到了一条最为直接有效地实现途径。
其次，民主政治完全符合历史上儒家政治探索的方向。从历史看，鉴于家天下与民本思想的内在矛盾，儒家从未停止过对于理想政道的探索。至战国中期，面对封建制土崩瓦解的局面，在七十子及其后学那里曾兴起过一股禅让思潮，主张以古代禅让制度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礼运》和郭店楚简中的《唐虞之道》，均是这一思潮的产物。尽管这一思潮以燕国让国事件的悲剧而画上了句号，但它显然是战国儒家探索理想政治制度的一次重要尝试。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完全平息关于政道的争论，秦以后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周制与秦制之争，井田与私田之争，在汉唐两代，这种争论甚至达到了十分激烈的程度。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与反思，到明末清初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黄梨洲《明夷待访录》是其中的代表作。黄梨州论证了君主利益与大众利益的根本矛盾，提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结论，提出了以学校作为议政机构以制约君权的设想，“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并以学校作为最终裁决是非的机构，学官则由选举产生而非政府任命。虽然黄梨州的政制设想尚嫌粗疏，但他明确指出了君主利益与大众利益的根本冲突，并由此转向权力制衡的思路，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的有关学校职能的设计，包含着代议制以及国家行政权力与立法权分离的思想萌芽，与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是相通的，是儒家政治哲学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关键环节。
再次，从古代威权政治转向现代民主政治已经成为近代以来儒家的普遍共识。鸦片战争以来，华夏文明面临五千年以来未有之大变局，政治体制的重新设计成为社会变革中的核心问题，启动这一变革进程的正是一代大儒康有为。从戊戌变法开始，历代大儒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和唐君毅没有一个不赞成宪政民主的原则，尽管它们在如何实施这一原则的问题上并不完全一致。可以说，建立现代民主制度已经成为近代以来所有大儒的共同致思趋向。
从孔孟到现代新儒家，民本理想的实现途径一直是历代大儒关注的焦点问题。现代民主制度解决了两千年来历代大儒为之苦恼的治道问题，为儒家大同世界的崇高理想找到了一条切实而有效的途径。套用朱子的话说，宪政民主实现之日，就是孔子之道得行于天下之时。因此，从民本到民主乃是制度儒学演变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