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礼乐文明与春秋时期君子人格的成熟
“君子”一词的出现不是春秋时代的事情，但君子作为一种人格理想却是春秋时代完成的。君子人格对后来的中国士大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中国人一生要成就的道德就是君子人格。
君子一词具有多方面的含义，但其最初的意义是指居住于城邑中的贵族，而不具有道德的意义。在古代经典中“君子”一词一直是与“小人”对举的，而这两个词的基本含义是阶层与阶级。《尚书•无逸》谓：“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君子是城邑中“无逸”的人，而小人则是从事稼穑的人，其分工有明显的区别。君子与小人的这种分工的不同是被当时人普遍认同的。《左传•襄公九年》记晋知武子曰：“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襄公十三年记君子曰：“世之治也，小人农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礼，而谗慝黜远，由不争也。”君子从事的是劳心勤礼之事，而小人从事的是稼穑农力之事，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这是阶级的划分也是城乡的划分，因为所谓君子是居住于城邑，而小人是居住于乡野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划分，因此《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言：“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也；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之所以没有“忧贫”之苦，是因为他们是居住于城邦中的贵族，而居住于乡野的所谓小人作为被统治者就难免有衣食之忧冻饿之苦了。
虽然君子与小人最初只是社会分工与阶级的划分，并不具有道德与文化的意义，但应该看到城乡间不同的生存环境、不同的经济状况，最终形成了文化与精神教养上的差别。乡野小人被剥夺的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因此城邑君子常常流露出在文化上对乡野小人的轻视和对自身的肯定与自信。其实文化的优越是取决于政治与经济的优越的，从历史发展来看，一个阶级无论以何种手段取得政权，他们都乐于用文明来装饰自己，儒家的礼乐文明恰恰是为城邑贵族提供一个教化的理想模式，这样也就使君子与小人有了精神的不同。
君子一词的道德意义是后起的，它经历了从阶级意义到文化意义再到道德意义的转变，而君子道德意义的形成代表了君子人格的真正成熟。当君子与小人成为一种道德的称谓时，它就不是指阶级与阶层的意义，而是指精神的修养的了。《左传•成公九年》的一则故事很能反映这一问题：
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泠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人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对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问之，对曰：“其为太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不知其它。”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太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公从之，重为之礼，使归求成。
这则故事本身已经具有相当的戏剧性，楚囚钟仪只是因为帽子与众不同，而引起晋景公的注意，最后他得以南归并最终成为晋楚两国的友好使者。而更有启发意义的是钟仪在回答景公提问时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精神修养，征服了晋国的君臣，被称为君子，这里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君子人格标准，即信、仁、忠、敏，君子已不是一个人的身份标志，而成为一种道德评价。君子既有从容镇定的外在风范，又有仁信忠敏的内在气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君子作为一种道德评判的标准已经基本完成。后来的中国思想家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构建了以仁为内在要求，以礼为外在风范，以智为文化标准，以勇为英雄气度的君子人格体系。君子的人格标准愈来愈为广大士人所接受，君子人格成为中国人一生的道德追求，而其基本形态是春秋时代完成的。
值得指出的是，君子这一人格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阶级性，君子人格的道德与文化内涵是以城邑为前提的，君子的修养如果脱离了城市与城邦便成了无所寄托的空洞教条了。侯外庐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中指出，如果我们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国家来做文明的路径的话，那么“古典的古代”（以古希腊为代表）是市民的世界，而“亚细亚的古代”（以中国为代表）则是君子的世界，与市民这一概念不同的是市民只是属于经济层面的，而君子既是经济的也是属于道德层面的。
春秋三百年的城邦精神与城邦气象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城邦的自立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促进了这一时期思想的繁荣，使得处于轴心时代的中国文明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其次，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完成了从诗的文化向史的文化的转型，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家集团也在这一时期形成，规定了中国文化的思想发展方向。再者，君子人格的确立为中国士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模式，仁者的胸襟，礼仪的文雅，智者的广博，勇者的刚毅，成为后来中国人精神世界努力的方向。荀子提出了“人之道即君子之道”的伟大命题，成就君子是中国人一生努力的目标。
在一本普及性的春秋史著作《春秋史话》中，作者充满诗意地对春秋作了这样的描绘：“春秋，诚如她的名字那般，是春意盎然，蓓蕾初绽，预示着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又是秋光绚丽，霜叶凝红，转眼万木萧疏、西风残照，一个古老的社会制度在消逝。”的确，春秋确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西周的城邦联盟在新的文明冲击下迅速解体了，一个个新的充满野心的城邦崛起于中华大地，旧有的城邑已经承载不下新的城邦贵族的勃勃野心，铁器与牛耕为实现他们的梦想提供了可能。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世族社会也趋于崩溃，一批新的士人阶层开始走向历史舞台。新的思想新的制度正如长期冻结的河水，而逐渐融化乃至清流激湍起来，旧的在哀鸣而新的正在呐喊，春秋的城邦社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气象。正如恩格斯在描述城邑初现时说的那样，城市深陷的壕沟已成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的城楼已耸入文明的时代了。同样，发生在春秋时代的城邦革命，让我们再一次体会到城邑在文明发展史上的意义，没有城邦的变革就不可能想象春秋时代激烈的社会变革，这里我们又看到了耸入文明时代的城楼的身影。
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应邀在教育部与中华书局联合举行的国学研究班（2011年4月）、深圳读书月（2010年11月）、澳门大学（2009年5月）、首都师范大学（2011年4月）、吉林大学（2011年3月）、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12月）、深圳大学（2010年11月）、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6月）、东北林业大学（2010年10月）等地演讲。
作者简介：傅道彬，男，汉族，1960年生。1978年考入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先秦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石声淮教授，1985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86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专业博士研究生，从师张舜徽教授，1988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1989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1年破格晋升教授职务，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博士和教授之一。1990年以来共出版《诗可以观》（中华书局2010年版）、《晚唐钟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文学的文化批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文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诗外诗论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等学术著作8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红楼梦学刊》《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5项，获得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新闻出版署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等多项奖励，担任古典文学与文艺学两个学科的博士导师，指导博士生40余名，硕士研究生70余名。1993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人员”，获得“”荣获了“黑龙江省十大杰出青年”“黑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多项荣誉称号，担任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吉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多次赴日本及国内许多高校讲学。2000年担任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校长、2009年任黑龙江省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席。（傅道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