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邑文明的成熟與春秋時期的城邦自立
春秋时代最核心的问题是城邑文明的高度繁荣，诸侯城邦在以宗周为核心的城邦联盟中实现了自立。繁荣而自由的城邑文明恰恰是春秋精神的根本所在，不从城邑文明的高度来理解春秋精神，就不能把握其精神实质，以往的研究往往忽略城邦变革这一核心内容。
城邑在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城邑是人的聚集形态，也是文明的聚集形态，而只有聚集了的文明才有充分发展的可能。张光直先生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指出：“在人类社会史的研究上，城市的初现是当作一项重要的里程碑来看待的。”西方的一些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城市在文明史上重要作用的研究，其中英国史学家柴尔德(Prof.V.G.Childe)的观点最具影响力。柴尔德在《远古文化史》一书中指出史前时代有两次重要的革命：一次是新石器时代的工具革命，正是有了这样的革命人类的文明才得以延续和发扬。如果说新石器时代的工具革命标志着人类由蒙昧进入野蛮的话，“城市革命”则标志着人类由野蛮进入文明时代，这刚好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对史前时代的划分相契合。在柴尔德看来，城市吞并了许许多多的自给自足的乡村，使人口更加集中，人类的视野空前开阔，一个并不依靠体力劳动的阶层出现了，文字和贸易开始发展起来，科学、文化、艺术都有了空前的进步，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
中国不仅有成熟的城邦文明，也有发达的城邦理论与城邦思想，《周礼》是中国上古时代城邦政治的典型体现。《周礼》每篇都以“惟王建国，辨正方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数语起首，而这正是城邦政治的总体原则。国在古代并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含义，而是指城邑、都市。《说文解字》谓：“国，邦也”、“邑，国也”、“邦，国也”，无论是国还是邑或是邦，都是指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邦国家。东汉经学家郑玄在《周礼•太宰》职下注：“大曰邦，小曰国，邦之所居亦曰国”，可见国是指与乡野相对的都城。“辨正方位”是确立城邦的地理位置，“体国经野”是规划城邦的政治模式，“设官分职”是建立城邦的管理系统，“以为民极”是突出国人城邦的核心地位，这是一个完备的古典城邦理想设计，《周礼》是以周的王京为中心为诸邦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可供诸邦效仿的城邦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重大影响。我们不仅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座又一座的古城遗址，也在古代典籍里看到古代城邦的理想蓝图。虽然《周礼》不免有想象的成分，但不容否认其总体还是以现实为基础勾勒出来的，因为古代中国毕竟有长期城邑文明发展的历史。
春秋时代的中国进入典型的城邦时代。随着周室东迁，诸城邦脱离了西周宗盟的束缚而纷纷自立，走向了独立的城邦时代。
自立的城邦以前所未有的气势聚集着文明聚集着财富聚集着经济与军事实力，诸侯各城邦开疆辟土迅速形成了浪潮。《左传•成公八年》记申公巫臣曰：“夫狡焉而思启封疆以立社稷者，何国蔑有？唯然，故多大国矣。”《国语•晋语四》中子犯谓晋文公曰：“继文之业，定武之功，启土安疆，于此乎在矣，君其务之。”摆脱了西周盟主束缚的诸城邦不再是甘于小国寡民的旧的城邦贵族，而以一种新的主人的目光打量世界，城邦贵族的自强和自信空前高涨，他们要壮大自己城邦的力量，重建城邦国家的新格局。《谷梁传•襄公二十九年》谓：“古者天子封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满城以自守也。”而时至春秋，诸侯不再由天子分封，其地也不足以容纳其民，一种城邦扩张“辟土服远”的浪潮自然应运而生。
随着城邦的自立，城邑的地位越来越突现出来，被焕发出来的不仅是争霸城邦的野心，也有建设城邦的信心。一方面是原有的城邦扩大了增强了，另一方面是新的城邑的建立。旧的城邑已装不下自立以后的城邑贵族的勃勃野心，一座座新的城邑建设起来。《左传》开篇，即鲁隐公元年就记载了两次修缮城邑的历史，一次是“费伯率师城郎”，一次是公叔段完缮京城。第一次《左传》谓其“非公命也”，可见费伯这次筑城并未得到隐公的允许，而是为着个人目的的行为；第二次是公叔段的筑城，这更是一种挑战的行为，所以才有祭仲那段著名的话：“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这两段史实充分反映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越来越多的城邑贵族认识到城邑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们才不惜越过礼节而修建都城；第二，旧有的限制诸侯城邑发展的制度受到空前的挑战，所谓先王之制，已被僭越得不成样子。从现在发现的周代古城遗址看，大都超过了王都的规模。依《考工记•匠人》载，王都的标准是：“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一般认为这一标准大致符合东都洛邑的格局，而春秋时期这一格局被大大突破了。
由于政治上摆脱了昔日盟主的束缚，经济上铁制工具的出现，都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城邦的建设有了需要和可能。于是出现了旧的城邑不断扩大，而新的城邑又不断涌现的局面。据清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统计，春秋时期共有都23，邑345，《春秋》与《左传》有关筑城的记载共有66处，这些记载既有旧城的修缮又有新城的建筑，涉及到的城市有82座，由此可见一个以国都为中心以城邑为网络统治着广大乡野的城邑文明系统已经形成。
春秋时代的争夺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向中原城邑文明的中心地区聚拢的。本来，这一时期的楚国、秦国、吴国、越国、齐国等诸侯国在周边有着相当广阔的地理发展空间，例如楚国可以进一步向南发展，齐国可以向北进军，吴越可以进一步南下，秦国也可以西扩，但是他们都没有进一步扩展地理空间，而是紧紧顶住中原城邑文明的中心区域，问鼎中原，向中原辐凑。显然他们争夺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理空间，而是城邑。只有拥有了城邑，才能拥有控制权，才能在诸侯中立足。削弱一种政治势力，一定要削弱其城邑。孔子为鲁司寇而堕三都，就是城邑意义的反证。
终春秋一世，由于宗周解体，诸侯城邦实现了政治上的自立，焕发出一种新的城邦意识与城邦精神，渐渐形成了新的城邦格局，这个格局从地域上说就是西部以秦为主、东部以齐鲁为主、南部以楚为主、北部及中原以晋为主、东南以吴越为主的城邦力量，这几种力量以融合争霸为核心向中原辐辏，最终演化成以城邦精神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