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春秋时代的“知识革命”与赋诗言志
城市革命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的知识革命，柴尔德《远古文化史》谓：“革命开辟了一个传达经验的新方法，一些组织知识的新颖办法，和许多更加精确的科学。为革命所需的那种科学，由口训和实例把它作为实用的知识而流传下来了。文字和数学的起源，与重量和度量的标准化，在时间上刚好与革命相符。”由城市革命引发的知识革命，加速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把是人类带入到一个崭新的文明时代。在春秋城邦的历史土壤上，春秋时代的士人表现出对知识的极大兴趣的尊重，在继承殷周礼乐文明的基础上，通过重新阐释经典，创新知识，在形成了新的完备的知识体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
1、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体系的建立。《周礼•保氏》载：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在这个知识体系中，不仅有政治的、宗教的，也有文学的、历史的，更有体育的、数学的，知识结构已经相当完整。
2、经典的建立与贵族教育普及。《易传》《诗经》《春秋》等经典的完成，贵族教育的普及化，彰显着一个时代的文明风采。《礼记•王制》谓：
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尚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
命乡简不帅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习射上功，习乡上齿。大司徒帅国之俊士与执事焉。不变，命国之右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左。命国之左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右，如初礼。不变，移之郊，如初礼。不变，移之遂，如初礼。不变，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经典成为春秋青年贵族的必备修养，成为遴选人才、塑造君子人格的思想基础。
3、《诗》《书》经典的广泛流行。经典是春秋贵族的主要知识构成，是士大夫必备的精神修养，引证经典成为当时流行的学术思潮。对《诗经》的引证，《左传》219处，《国语》31处，《论语》11处。对《尚书》的引证，据陈梦家《尚书通论》统计，《左传》有47处，《国语》14处，《论语》2处。而依高亨先生《<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一文中对《周易》引证的统计，《左传》共有19处，《国语》3处。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知识考古学》认为，知识不同于科学，“有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既不是科学的历史雏形，也不是它经历过的部分）是独立于科学的”，与科学的冷静与客观不同，在知识的空间里有主体意识的一席之地，“知识，还是一个陈述的并列和从属的范围，概念在这个范围中产生、消失、被使用和转换。”经典对于周人来说，是知识的，也是科学的信仰的。在经典的反复被引用中，知识转变成科学，转变成信仰，确立了经典的至高无尚的权威地位。以《尚书》为例，在《左传》《国语》中，或分别引作《书》曰，或引作《夏书》《商书》《周书》曰，或直接引用篇名，都是以不容置疑的权威意义出现的。《左传》隐公六年、庄公十四年以“君子曰”的形式，两次征引“《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而表现的都是“善不可失，恶不可长”的防微杜渐的道德引申，盘庚通过形象比喻对守旧老臣的训诫，变成了将恶行扼杀在萌芽里的警醒意义。经典是具有权威性的，是无须论证的，是立论的出发点。在六经中《诗》三百是被征引最多的礼乐经典，这里的诗是知识的，所以春秋时代常常通过赋诗言志表现礼乐文化熏陶下的贵族君子的风雅教养，衬托着君子交往间的和乐温馨与审美愉悦，因此《诗》三百成为春秋时代的礼乐蓝本与教育经典，孔子才特别强调“不学《诗》，无以言”的意义。
在春秋知识体系中，《诗》知识具有重要意义，占有核心地位。赋诗言志是春秋时代独特的文化现象。闻一多先生《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谓：“《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维系封建精神的是礼乐，阐发礼乐意义的是诗，所以诗文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
《左传》所记两次大规模的赋诗活动很能说明问题：一次是襄公二十七年的垂陇之会，一次是昭公十六年的六卿赋诗，两次各具特色。
垂陇之会：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
劳孝舆《春秋诗话》卷一称此次赋诗为“垂陇一享，七子赋诗，春秋一场大风雅也。”赋诗者，谙熟《诗》三百的篇章，以诗言志，听诗者微言相感，深解其意。于杯觥交错间，进行深入的思想交流，这样别人看来如坠云里莫名其妙的对话，春秋的赋诗听诗者却进行的行云流水，毫无窒碍，关键是双方对“志”的理解与熟练。子展赋《草虫》，其诗曰“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乃以赵孟为君子，表达深切思慕之意，因而赵孟才推托“不足以当之”。而伯有赋《鹑之贲贲》，此诗本是卫人讽刺其君淫乱的诗篇，伯有用来表示对郑伯的不满，赵孟觉得如此赋诗不合礼仪，于是才有“非使人之所得闻也”的议论。子西赋小雅《黍苗》之四章，其诗曰“肃肃武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诗的原意是颂扬召伯，而子西用这位西周历史上著名的贤相称颂赵孟，赵武只好假意推辞，转而称颂国君。子产赋了一首完整的《隰桑》，而赵武只是说要接受诗的最后一章，最后一章是“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晋是春秋大国，郑国这样的小国常仰仗晋国的庇护。晋国重臣赵武出使郑国，国君设宴，七子赋诗，曲意逢迎，赵武喜不自禁，而又借助他人的赋诗转而表达了自己“心乎爱矣”的心志，借他人酒杯，述自己的情怀，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真是赋诗的妙处。子太叔赋诗是《野有蔓草》，原诗是吟咏男女不期而遇的恋情，洋溢着“邂逅相遇，适我愿兮”的快乐情怀，以此表达对赵孟到来的欢迎，也是恰到好处，所以赵孟连连说“君子之惠也”。而印段赋《蟋蟀》，《蟋蟀》的诗义用毛传的解释是提醒人们欢乐而不可过度的意思，这样的用意深得赵孟的赞赏，因此他称赞印段是“保家之主也”。最后是公孙段赋《桑扈》一诗，原诗有“匪交匪敖，万福来求”的诗句，公孙段借助这样的诗句既有美好的称愿，也有对大国重臣委婉的暗讽，赵孟自然听懂了赋诗者的深意，连连称是。
春秋人的确是风雅之至，一方面是钟鼓悠扬，深情赋诗，一方面是妙解其意，因诗“观志”。郑国的七子赋诗言志，唇齿留香；晋国的赵武品评观赏，妙解其意，在审美中实现了心志的交流，这是后来任何一个时代未曾有过的诗的时代。从选诗的角度来看，《草虫》出于《召南》，《鹑之贲贲》出于《鄘风》，《黍苗》《隰桑》皆在《小雅》，而《野有蔓草》在《郑风》，《蟋蟀》在《唐风》。地域是很广的，诸大夫赋诗道志，所赋诗篇已不局限于一隅数篇，而是篇篇皆熟，没有什么窒碍了。
六卿赋诗：
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
昭公十六年的六卿赋诗盛会可以说明诸侯大夫对诗的运用的微妙，每一首诗里都寄寓着赋诗者的志趣。这次赋诗韩宣子要求“赋不出郑志”，限定六卿只能用郑风中的诗篇表达自己的意志要求。子齹赋《野有蔓草》，用来表示对韩宣子到来的欢迎与仰慕，子产赋《羔裘》赞美韩宣子的容仪和美德，子太叔赋《褰裳》，表示晋郑交好的愿望，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与子齹之志相近，而子柳赋《蘀兮》则剖白郑国愿同晋国和谐共好顺从晋国的心迹，大国使者到来，小国贵族曲意逢迎，以求庇护。六卿赋诗的目的是相同的，但是他们能用郑风之诗把更细微的感情如此准确地表达出来，充分证明了他们对《诗》三百的修养不仅在广度上极有功力，在深度上也分毫析厘。垂陇之会的赋诗犹如皇都陆海，错然杂陈；而六卿饯韩宣子赋诗虽是五光十色，却带有独特的地方风味，总之是达到了纵横采撷皆成文章的水平。班固说春秋赋诗要“微言相感”，对于赋诗者来说是“微言”，要借诗言志，而对于听诗者来说则是“相感”，是借诗“观志”。没有“微言”，“相感”也就无所用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要在赋诗中实现情志的交流，必须有对诗三百的存乎一心。
《诗》不仅包含个人的情志，也包含邦国的政治邦国风俗，承担着重要的政治使命。《左传》文公十三年记：
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
鲁文公十三年，文公如晋会盟，回国时路经卫国，应卫国的请求，与晋国讲和，鲁公只好折返。再度返回时又经郑国，郑穆公设宴招待，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宴会上子家赋《小雅•鸿雁》，取其“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以郑国为“鳏寡”自比，请求鲁文公怜惜，为郑求和于晋。随从文公出使的季文子赋《小雅•四月》，取其“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向郑国暗示文公在外日久，四月已过，暑气渐盛，思归社稷，祭拜祖先，难以担当此任。子家再赋《载驰》，取其“控于大邦，谁因其极？”意为若非文公，谁人可依，哀哀以求，请求鲁国君臣再次奔走。季文子听后遂赋一首《采薇》，取其“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同意为郑国再次奔走，向晋国说情。整个交际过程，没有直接的语言请求，没有直接的语言拒绝，却毫无窒碍地实现了外交的交流，意义表达得流畅而通达，一个国家的意志就这样孕育在艺术的赋诗活动中了，赋诗与观志就这样完成了。
伴随着知识革命的背景，春秋时代的文学也出现了革命式的变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春秋时代文言实现了从旧体文言到新体文言的历史跨越，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了新的格局与气象。《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随着新体文言的成熟，讲求辞采，崇尚辞令，渐成时代之风尚；适应礼乐文化之需要，《诗经》在春秋中叶结集，《春秋》绝笔，纲举目张，《左传》《国语》，步其踵武，记事记言，成史家之大观，孔子为《乾》《坤》二卦作《文言》，为后世文章立范；士人们雅好辞章，以“行人”为代表的文人集团形成，“立言”也成为春秋贵族“三不朽”精神追求的重要内容；一种以《文言》和《国风》为代表，语体清新形式活泼的表现风格，渐渐替代了《尚书》的古奥典雅和颂体的凝重迟缓；《易》之“象”、《诗》之“比兴”、《春秋》之“笔法”成为文言的基本表现手法和美学风格。
郭沫若很早就注意到了春秋时期的“新文言”的成熟与语言变革，在其《论古代文学》一文中称之为“春秋时代的五四运动”。春秋时期的新文言以其灵活自由的结构形式，婉而成章的审美形式，层次清晰的逻辑意脉，为春秋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把中国文学带入了一个新天地，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一次质的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