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对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要正确认识它的当代价值，必须从它的作用方面有所区别地具体分析。对西方发达国家，它具有文化交流的作用；对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它起着道德教化的作用；对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它发挥着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这包括：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文中，作者对文化冲突论、文化本土化、文化保守主义等观点作了分析与批评。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飞速发展，把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推到世界文化舞台的前列。但是我们不赞同以“东方文化主导”论代替“西方文化中心”论。我以为，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对此应该具体分析。
一、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交流作用
在西方，资本主义化和现代化是同一过程。西方的现代化是通过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已经或正在更加现代化。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对世界其它地区也发生不同的影响。由于资本扩张的特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把商品推向世界的过程中，也力图按照自己的面目来塑造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其实，资本主义现代化并没有把世界现代化，而是为自己创造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某些国家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为它们带来破坏和灾难。
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矛盾和弊端日益恶化。早在上个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看到了这个征兆。马克思在1844年的手稿中提出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问题、提出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关系带来的价值观念的颠倒和道德的沦丧、过度消费带来的人的需要的非人化问题。《共产党宣言》在肯定资本主义的革命作用的同时，也讲到由于人与人的关系被淹没在赤裸裸的利害关系的冰水之中而带来的对一切神圣东西的亵渎，摘除了精神产品的光环。后来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手稿中又提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对人的惩罚问题发出了黄牌警告。这些在上个世纪以征兆出现的现象在20世纪特别是最后几十年变为痼疾。各种社会理论都应时而生。由经济发展论变为社会发展论，进而发展为可持续发展论；由现代化发展为后现代化、后工业社会等等。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种矛盾的抨击更为猛烈。他们都各自在自己的眼界范围内发现并企图消除现代化的弊端。其中有些学者把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力图用儒家文化作为消除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端的良药。
站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立场，很容易把中国文化看成凝固保守的、阻碍现代化的文化，而站在所谓后现代化的立场上，往往注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宁静与和谐，把它看成后现代化的文化。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化使人们远离自然，家庭结构的松弛改变了人们的血缘纽带和人际关系，使人们渴望亲情和乡情；过度的欲望、对金钱的过度追求、过度的消费，使人们向往淡泊自尊；环境的恶化和都市的喧嚣，使人们倡导回归自然。西方某些学者们期望借助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的引入，在高科技的高度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上嫁接一个和谐淳厚的人际关系。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是破坏性的，则这种期待是挽救性的。这当然是一种幻想。从这种幻想中，人们看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矛盾和弊端引起的不满，看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估价和新的期待。
企图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来完全化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矛盾是不可能的。西方现代化中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以生态危机、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危机、家庭结构的解体、性关系混乱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表现出的危机状态，不是简单的文化危机，而在于它的社会结构本身，没有任何一种外来文化能使西方摆脱现代化进程所陷入的困境。根本解决矛盾的手段和途径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
但是从文化交流角度看，西方人瞩目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有意义的。尽管在历史上，中国的四大发明如罗盘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可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远远超出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这种交流是在战争、资本和商品的输出、文化侵略的背景下进行的。当然这不包括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主动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和社会理论。现在情况不同。中国以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以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文化交流。我们吸取西方优秀文化成果，同时向西方国家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当然即使在现在，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仍然超过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西方文化深入到了中国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中，而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仍限于少数汉学家或知识分子的范围。而且要注意的是西方某些政治家们力图通过文化交流达到使中国“西化”即资本主义化的目的，这是我们应该提防的。西方有的理论家鼓吹“文化冲突”论，对中国文化的复兴怀着某种恐惧和不满，实际上仍然是以另一种方式坚持“西方中心”论。我们要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加强文化交流。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变化，中国文化必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改变历来文化交流中西重东轻的情况。传统的中国文化将会再度辉煌，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这是中国这个文化古国对人类应有的贡献。
二、对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的道德教化作用
如果说，就东西方交往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发挥的是文化交流作用，那末，对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则不同，它深入社会、进入政策，成为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的内容。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伦理并不是东亚经济起飞的主要原因。“儒家资本主义”的提法作为对韦伯轻视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抬高西方文化的反击是有一定意义的，但并不科学。儒家学说存在已二千多年，资本主义在西方已经数百年，而东亚的经济起飞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显然不能把东亚经济的发展归之于儒家学说。东亚经济发展的原因很复杂，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经济和政治态势有利于东亚经济的发展是一重要方面。
儒家学说对东亚的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因为东亚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充分暴露它的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时起飞的，西方的价值观念的危机和道德沦丧使它们力图避免重蹈覆辙，比较成功地应用了儒家学说对市场经济下个人主义导向的一定程度的抑制、对血缘关系的亲近和家庭道德的巩固、对人际关系的和谐、对物质欲望无止境的追求的遏制等作用，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较好的文化和道德氛围。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1954年自治，1963年与马来西亚组成联邦，1965年与马来西亚分离获得独立。经过近二十年努力发展，经济成就卓著。可在经济发展同时，道德水平明显下降。年轻人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思潮流行，引起人们的注意。80年代初，大力提倡儒家伦理文化，并把儒家思想提升为国家意识，作为治国之纲，通过政府命令措施在学校进行儒家道德教育。经过努力，使社会风气有很大改变。日本和韩国也都注意在社会、家庭和企业中，推行儒家伦理中的一些规范来化解现代化所引起的矛盾和问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当然，新加坡、日本、韩国并不是仅仅依靠儒家伦理，它们同时重视法制。邓小平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还说：“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2］。
东亚地区的现代化仍然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不过是有东亚特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这个特点就是它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特色。可资本主义现代化由于它自身的本性，它的道德状况不可能是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状态。因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是以巩固和发展私有制为目的的。私人利益的驱动是这种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它不可避免地会滋长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恩格斯说过：“在利益仍然保持着彻头彻尾的主观性和纯粹的利己性的时候，把利益提升为人类的纽带，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彼此隔绝，使人类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3］。在东亚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也面临许多社会问题包括年轻一代的社会道德和家庭道德的困扰问题。因此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维护传统的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与抵制西化的影响，同样是它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现代化，通过政府的行政行为，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维护儒家学说的道德教化作用，仍然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