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经》与春秋时代的精神支撑
清人劳孝舆在《春秋诗话》中将春秋时代的赋诗言志风气概括为“春秋一场大风雅”，春秋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风雅精神，《诗经》是春秋风雅精神的思想支撑。《诗经》是礼乐教化的蓝本，诗经》流传的过程是周代礼乐文明不断传播的过程，也是以《诗经》为代表的风雅精神在不断深入春秋人精神世界的过程。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春秋时代是诗歌创作的繁荣期。《诗经》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前后结集，从时间上看，收入《诗经》的篇章绝大部分属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代的作品。《诗经》中春秋时代作品中蕴含着浓重的怀疑精神和忧患意识，不仅数量多，也是《诗经》中思想和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
2．《诗经》是广泛应用于春秋社会的礼乐经典。《诗经》是春秋时代结集的，结集的目的，不是为了文学创作，而是适用于礼乐文化的需要，《诗经》是结合礼乐文化而形成于春秋时代的。赋诗言志是春秋时代独特的文化现象，《汉书•艺文志》谓：“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称《诗》喻志，可以臧否人物，亦可以观家邦兴亡，意义如此重大，所以春秋时期的诸侯卿大夫都是自幼学诗，从摄职从政的男子到闺阁中的妇女，从中原各国到称为异族的荆蛮、姜戎都练就出触景赋引、应对自如的赋诗本领。据清人魏源在《诗古微•夫子正乐论中》的统计数据，《国语》引诗31处，《左传》引诗219处，这些引诗赋诗活动涉及到宗教祭祀、外交往来、礼仪道德、生活教育等广泛的领域，《诗经》已经全面走进春秋贵族的社会生活。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度哪一个时代像中国像春秋时代那样，把诗纳入广泛的日常生活中，春秋贵族交际间，赋诗言志，文采风流；宴享中，唱和应答，其乐融融；宗庙祭祀，容告神明，唇齿留香；甚至于战场杀伐间，也以诗赠答，互通款曲，诗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支撑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与气度。引诗赋诗的过程也是春秋贵族精神诗化雅化的过程，风雅是春秋时代诗的一种形式，而最终也演化为一种精神。随着诗在春秋社会的应用与流传，以诗三百为代表的风雅精神也深入人的精神世界。
3．《诗经》显示的春秋人的精神趋向与审美转变。王室东迁，风云激荡，春秋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与西周人相对平静波澜不惊的心灵世界比起来，春秋人的精神世界波起云诡，笼罩着浓重的迷茫情绪，一种巨大的悲凉和忧患意识笼罩在春秋诗人们的心头，形成了中国诗人在王朝更替世事兴衰的历史过程中的黍离之悲的心灵模式。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王风•黍离》
《诗序》说：“《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公室，尽为禾黍。闵宗周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昔日王室恢弘的宫殿已经是黍稷青青的田野，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引发诗人如醉如噎的心灵悲痛，连脚步也因此变得迟缓而沉重，诗人禁不住追问苍天是谁制造了如此深重的人间苦难？这是典型的春秋人的心态，忧郁而不平静，苦痛而不绝望，缺少了西周人的凝重矜持，多了几分忧伤和思索。虽然“诗三百”中的忧患意识，仍然不是现代诗歌中毫不遮掩的愤怒，而是有所控制有所保留的在礼乐文化范围内的幽怨，但也表现出一种新的时代气象，使得春秋诗歌有了新的精神格局。风雅精神的变化被经学家们概括为“变风变雅”，《诗大序》谓：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人的绝望情绪蔓延开来，从神圣世界到世俗世界，从宗教生活到政治生活，都表现出“忧心殷殷”的无可奈何的落寞情怀，诗人质疑上苍，也对日常生活的“政事一埤益我”“室人交遍谪我”充满抱怨。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失去天命意志春秋人，陷入了信仰的迷茫，不平之叹、牢骚之声明显增加，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像经学家那样把春秋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世界描绘的漆黑一团，而应该看到这种失去对天命信仰精神的忧郁和痛苦，总还是历史进步的代价。宗教信仰的动摇正是人性精神的确立，宗教世界的迷失正是世俗世界的显现，春秋文学表现出来的怀疑、迷茫、牢骚、哀怨，并不仅仅是消极的，而是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先声，比起宗教世界里的盲目的坚定，世俗世界的迷茫也许更具有真实的力量。
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
——《小雅•北山》
这是春秋社会宫廷政治生活的真实展现，诗人描绘了种种社会不公，有的人安居家中，有的人为国效忠；有的人躺在床上，有的人在外面奔忙；有的人不知百姓呼号，有的人凄惨操劳；有的人安闲自在，有的人公事繁忙；有的人饮酒狂欢，有的人畏惧祸端；有的人进进出出袖手议论，有的人大事小事竭尽心力。诗人叠用十二个“或”字，排比中有对比，不平之气，蕴积已久，一气呵成，不吐不快，尽管比起所谓正风正雅显得的不那么中庸，不那么温柔敦厚，却揭示了世俗世界的种种劳逸不均苦乐不平，具有真实的力量和超越时空的现实意义。面对着种种的社会不公，春秋人发出了属于那个时代追问的声音。“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猿兮？”（《诗经•魏风•伐檀》）“忧心如惔，不敢戏谈。国既卒斩，何用不监？”（《诗经•小雅•节南山》）“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维号斯言，有伦有脊。哀今之人，胡为虺蜴？”（《诗经•小雅 正月》）变风变雅的诗歌中，每每发出不平的声音，都是一连串的追问，这种追问是对人世间种种不平的追问，也是对政治合理性的追问，也包含着对神灵世界的终极追问。而哲学上每次思想的追问，都意味着天命的世界动摇和人的自身世界的显现。失去了神灵祜佑固然使得春秋人，一时间精神无所依傍，怅然若失，追问不已，但是应该看到这种以人为主题的追问还是比宗教意义上的盲目的信仰显得具体生动，更符合生活的真实，更接近人性的真实。
西周雅颂诗篇中的心灵活动常常是宁静的，宗教的，缺少人间烟火的；而春秋时代的诗歌则是灵动的，世俗的，充满生活情趣的，这标志着从宏大的宗教叙事向写实的世俗描绘的思想转变，也标志着春秋时代的一种审美转向。《诗经》雅颂诗篇中描绘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的殷商始祖简狄、“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诗经•大雅•生民》）的周民族始祖姜嫄以及“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诗经•大雅•思齐》）的圣母大姒等非凡女性的形象，这些女性形象是庄重的、崇高的、具有女神色彩的，却是缺少世俗生活情趣的。典型的是《生民》对姜嫄的记载：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大雅•生民》中的姜嫄是周民族带有宗教意义的始祖，生育了周民族的始祖后稷，但是其面貌却是朦胧的，留给我们最多的也就是她模糊的背影。而春秋时代的国风里的诗篇，描绘的则是一批生动的世俗世界里的女性群体。
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诗经•卫风•硕人》
这位身材高挑，衣着华美的庄姜，拥有“齐侯之子，卫侯之妻”的显赫地位，拥有“邢侯之姨，谭公维私”的贵族身份，但是这样不凡的女性的面貌不再是宗教视野下神圣的朦胧的背影，而是审美世界里的清晰而美丽的艺术形象。雅颂诗篇里伟大的女性往往是生育女神，是一个部族的神圣母亲，而庄姜恰恰是“美而无子”，她的形象不再具有神圣母性的意味，而只具有艺术和审美的意义，是世俗世界里的审美形象，这正与春秋时代哲学突破的神的意义的隐匿与人的意义凸显的主题相契合，是从精神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艺术精神的显现。诗人赞美庄姜的是她世俗的美丽，诗人像雕塑家一样详细地刻画了她的整体形象——身材修长挺拔，玉手白皙纤长，皮肤鲜亮润泽，脖颈健朗细长，牙齿洁净整齐，蛾眉宛转含情，尤其是她桃花绽放的笑靥和顾盼生辉的双眸，风情万种，春光无限，点睛欲飞，更具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这是一种春秋精神解放下的审美形象，不雕琢，不扭曲，叙述手法是朴素的写实的，塑造的不是女神，而是女人，还有几分迷人性感，是春秋城邦社会土壤上滋养起来的具有崭新意义的艺术形象。比起商周以来那些模糊的女神圣母，少了几分神圣，却多了几分亲近；这一中国文学的女性艺术形象，不是魏晋宫廷女性的傅粉画眉的矫情雕琢（如“娇羞不肯出，犹言妆未成。散黛随眉广，胭脂逐脸生”——梁•萧纲《美人晨妆》），不是唐代的堆金砌玉的艳丽夸张（如“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妆秀罗襦，双双金鹧鸪”——温庭筠《菩萨蛮》），更不是宋元明清以来三寸金莲式的扭曲病态（“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足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苏轼《咏足》、“金莲窄小不堪行”——元•李炯《舞姬脱鞋吟》）的三寸金莲式的扭曲病态，而是直指一个人的外在美丽，敷陈其美，不吝笔墨，“硕人”的之美更自然更本真甚至更具有现代审美蕴含，直到现在依然散发着动人的光彩。春秋时代的审美是人间的朴素的自然的写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