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得与失
中国漫长的小农经济和长达两千多年的君权专制政治，是制约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性格的主要因素。
小农生产者脚踏实地，非常务实，但只渴望稳定太平，不注意追求新知，缺乏创新意识。
因为很少与外人交往，对人性缺乏深入观察体认，容易对人性抱过高的期望甚至不切实际的幻想。
因为很少与人合作、协商，没有养成倾听别人意见和妥协、让步的习惯，意见往往过于独断、绝对化。
自给自足，“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看不到别人存在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很容易产生有你没我、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观念，缺乏共存共处、互利共赢意识。
很容易有弱者意识、自卑心态，总觉得别人欠了自己什么，因此别人给自己一些施舍是理所当然的。
长期僻处一隅，孤陋寡闻，一旦有点本钱，就自尊心膨胀，产生狂妄自大心态。
因为很少交换，对数字、利润、亏损之类不够敏感，决策往往凭经验，缺乏决策理性。
因为很少交换、交往，缺乏契约意识、规则意识、法律意识。
很少参加公共活动，没有意识到公共空间对自己有多大意义，因此缺乏公共空间、公共活动、公共道德意识。自己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公共场合不管不顾。
如马克思所说，小农生产者尽管人数众多，但像麻布袋中的土豆，彼此没有联系，没有力量，不敢追求自己的权益，寄希望于救世主，崇拜权威，缺乏民主观念。
中国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小农生产者，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基本上还是一种小农生产者文化性格。最近十几年的城市化是前所未有的。很多人的身份、地位、外表、打扮变成了市民，实际上骨子里还是小农生产者。文化性格(包括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为人处事风格等)根深蒂固，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同时，中国过去留下来的主要是小农生产者文化和专制文化，它对现在还有深刻影响，还在继续无处不在看不见摸不着地起作用。
塑造当代民族文化性格的策略
汉民族是典型的农耕民族，在农耕文明和专制政治传统下形成的民族性格，其特点是比较重德行，讲坚守，但有较重的奴性，不仅缺乏血性，还缺乏理性，我们应该对此有清醒准确的认识。
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军事、外交还是商战，血性仍然需要，但野性于事无补，反而会越弄越糟。因此我们不能对狼性、血性抱太高期望，更不能倡导野性，否则就会走上另一条歧路。
中华民族要建立一种新的民族文化性格，恐怕不能号召全国人民都去学做狼。那样我们就更加冲动，不理智。近代以来，无论是在政治、军事方面，还是是经济、文化方面，我们吃冲动、不理性的亏已经够多够重了。现在再一味倡导狼性，会误导整个民族，带来严重的后果。
偏狭的爱国主义，就是缺乏理性的表现之一。廉价的爱国主义最容易，实际上于事无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建设新型中华文化和民族性格，理想的策略是：
努力保持重德性的传统，高度注意去掉奴性；
大力加强理性，而尽可能避免物性。每个国民要达到主体理性精神的独立自觉，具备独立的观察、分析、判断、选择、表达、坚持的能力；
有意识地保留血性。现在很多年轻人往往缺乏血性，爱也不敢说爱，恨也不敢说恨，首先考虑的是利益。一个民族要真正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民族，还是要有意识地保留阳刚的血性，当然同时应对野性保持高度警觉；
改变小农意识，增强公民意识(民主意识、法规意识、公德意识等)。
构建乐观、进取、健康、开放的新时代的中华文明和民族文化性格，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世界上不同民族文化性格类型
不同民族的文化性格，主要是由不同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所处的政治体制决定的。世界上的源头文化大致分三种类型：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
当然，任何一种文化的构成因素都可能是单一的，往往是一个复合体，这里只是就其基本特征而言。
游牧文化的特点是重血性，弊端是有可能趋于野性；
农耕文化的特点是重德性，弊端是有可能趋于奴性；
商业文化的特点是重理性，弊端是有可能趋于物性。
本报通讯员 章咪佳 本报记者 袁春宇 整理 尹炳炎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