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还分析了产生这种思潮的某些原因。如他认为，有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新学之士，不能兼通中外之政俗，不能深维治教之本原"。因此，这些人往往只能看到事情的表象，他们"以欧美一日之强也，则溺惑之；以中国今兹之弱也，则鄙夷之。溺惑之甚，则于欧美弊俗秕政，欧人所弃余者，仿之惟恐其不肖；则鄙夷之极，则虽中国至要道，数千年所尊信者，蹂躏之惟恐少有存也。"（《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应当指出，在这篇文章中，康有为是为了强调建立和发扬孔教的必要而发表这番议论的。但是，他在这里揭示的那种全法欧美而自鄙自弃者的面貌，及其产生的原因之一，也还是相当深刻的。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今日的某些"全盘西化"论者，比之当年的"全法欧美"论者，在嗜痂恶癖上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考察了欧洲大陆，回国后为了一部《欧游心影录》，当时曾遭到西化论者的不少批评。但是，我觉得梁氏从亲身观察的感受中，提出对中西文化的重新认识还是有价值的。他在书中说："国中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那沈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象我们几千年来，就象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他希望青年们"第一步，要人人存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辅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这里，梁启超有许多美好的理想和愿望，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向西方学习，要立足于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关开这一点，他后来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的结尾，更有明确的表达。他说："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以严氏（复）与其他留学欧美之学僮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梁氏这番话，我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也有相似的看法。他在一九一0年写过一系列文章，其中有一篇题为《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认为"本国没有学说，自己没有心得，那种国，那种人，教育的方法，只得跟别人走。本国一向有学说，自己本来有心得，教育路线自然不同。"他当然认为中国是属于一向有学说，本来有心得的国家之列的。然而他说，近来的学者中存在着两种偏心，一是"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二是"在本国的学说里头，治了一项，其馀各项都以为无足重轻，并且还要诋毁。"这种人总只能跟在别国人的屁股后面走。因此，他认为，"大凡讲学问施教育的，不可象贵古玩一样，一时许多客人来看，就贵到非常贵，一时没有客人来看，就贱到半文不值。自国的人，该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象水火柴米一个样儿，贵也是要用，贱也是要用。"同时，他也指出，"至于别国所有中国所无的学说，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取来辅助，断不可学《格致古微》的口吻，说别国的好学说，中国古来都现成有的。要知道，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
这里还想介绍一下近代著名教育家杨昌济先生的一些想法。他在一九一四年发表了一篇题名为《勤学篇》的论文，其中阐明了他对于学习西方和弘扬民族文化的观点。他说："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又说："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他也有如同梁启超那样的想法和希望。他认为，我们"今以新时代之眼光，研究吾国之旧学，其所发明，盖有非前代之人所能梦见者。"于是说："吾之所望者，在吾国人能输入西洋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吾国之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智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古遗传之学说，发挥而光大之。"杨昌济先生是一位先留学东洋，后又留学西洋的学者，对于东西文化都有深入的瞭解，他的这些想法是经过详细比较和深思熟虑的，在今天也还有其现实的教育意义。
在三十年代中期的文化问题讨论中，有一篇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参加这个《宣言》的十教授情况是很复杂的，各人的政治态度很不一样，参加签名的动机和目的也很不一样。但是，我们就这篇宣言中所提出的一些基本想法来看，也还不能因人而一概废弃其言。如它说："徒然赞美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是无用的；徒然诅咒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也一样无用。必需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其可赞美的良好制度、卑劣思想，则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宣言》还说："要而言之，中国是既要有自我认识，也要有世界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这些看法，对我们今天来处理向西方学习继承弘扬民族文化的关系时，也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是吃过大亏的，有过深刻的教训。一九四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此作了深刻的总结。他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同时又说："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不过他又特别强调说：对于一切外国的东西，"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并且接着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党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毛泽东同志的以上认识，是从革命的实践中、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来有了以上毛泽东同志的科学总结，关于向西方习与弘扬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应当说都已经很清楚了。但是，事实不然。时至今日，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还是相当糊涂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我觉得，人们对这一段历史缺少全面的瞭解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希望通过这篇短文，认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中的一些见解，俾使今后在认识和实践中，在处理向西方学习与弘扬民族文化的问题上少一些片面性。
最后，我还想引用龚自珍的一段话来作为结束。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灭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定庵续集》卷二《古史钩沈二》）
史之重要有若此者，愿我们一直来重视和加强对于青少年儿童，乃至全民族的历史教育。这是我们从事历史、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楼宇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