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承贵】
“自然主义”是西方现代哲学中曾经存在过的一种哲学思潮，根据中国学者的介绍，西方“自然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认为自然是一切存在的基础，是全部的实在；超自然的领域、超验的领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的各个方面、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变化，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去认识和把握，不需要用某种超自然的变化、非自然的力量来解释自然。”１（第３３４页）而且告诉我们，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各个代表人物的思想倾向不尽相同。那么，中国哲学中有无“自然主义”？如果有，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又有什么样特质呢？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主义
我们在阅读中国传统哲学文献时，有一种非常强烈而清晰的感觉，那就是“自然主义”像个幽灵一样潜伏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底层，并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方面面。概括来讲，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思维模式上的自然主义；生死观上的自然主义；行事处世上的自然主义；人生境界上的自然主义。
思维模式上的自然主义。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首先表现在思维模式上，中国哲学思维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以“自然”为中心，从而形成一种“自然主义”的思维模式。其主要表现为：其一，中国哲学表达其哲学思想时，以“自然”作为哲学陈述的基础。比如，老子向人们讲述领导者应有谦下的语言、舍我的品行之哲理时就说：“江海之所以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２（六十六章）事实上，老子所讲述的“无为”、“不有”、“不恃”、“谦下”、“知足”、“功成身退”等哲学智慧，无一不是以“自然”为中心而展开的。又如，《易传》向人们讲述的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哲理时说：“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以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以荣以禄。”３（象上）而事实上，《易传》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反身修德”、“迁善改过”等哲学智慧，也都是以“自然”为中心而展开的。概而言之，“自然”是中国哲学陈述其思想的原点。其次，中国哲学表达其哲学思想时，其陈述的形式为“直述型”。所谓“直述型”是指中国哲学在陈述其哲学思想时表现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气质，不做作，也不故弄玄虚。比如，老子认为，认识事物要从“自身”开始：“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２（五十四章）又如，庄子阐述“事物特性乃相对性存在”的观点时就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４（齐物论）此陈述亦是极直白、朴真。可见，中国古代哲学所展开的哲学陈述，大都具有“平直性”特点。其三，中国哲学论证其哲学思想时，以“类推、类比”为基本方法。比如，孟子讲人性本善时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５（告子上）孟子以“水由高而下”的特性推论人性本善，尽管这种结论的可靠性尚可商榷，而人性与水能否算“类”亦存在问题，但在思维方式上却是一种典型的“类推式”。又如，董仲舒认为，人间有所谓君臣、父子、夫妇三纲，乃是因为自然界有阴阳；而人间之所以君为臣上、父为子上、夫为妻上，乃是因自然界阳在阴上：“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６（基义）以君臣、父子、夫妇为依托的礼义制度，自然也就取之于“天”。可见，中国哲学在论证其思想观点时，“类推、类比”的确是一种基本方法。概言之，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中心是“自然”、陈述思想的方式是“直述型”、论证方法是“直观类推型”，因此我们大体上可以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是“自然主义”的。正所谓“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把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３（系辞下）
生死观上的自然主义。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也表现在生死观上，中国哲学对待生死的态度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中国哲学思考人的生命时，习惯从“自然”出发，就是说，中国哲学从来就是把人的生命看成是“自然”的延续，是“自然生命”的组成部分。《易传》曰：“天地絪蕴，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３（系辞下）这是说，天地（阳阴）二“气”之交感，万物化育而醇；男女构精交合，万物化育而生。而天地交感、男女构精都是以“气”为基础的。也就是说，由天地到万物，由万物到男女，由男女到社会，乃是“一气”之贯通者。朱熹认为，人之层出不穷及精粗之异，都是以“气”为基础的。朱熹说：“天地之气，运转无已，只管层层生出人物，其中有粗有细。”７（卷九十八）杨简认为，天、地、人之所以不能分为“三”，乃是因为此三者皆由“气”合而成：“吾之血气形骸乃清浊阴阳之气合而正之者也，吾未见夫天与地与人之有三也。”８（《家记·己易》）既然人与天地万物因“气”而为一体，由此立场、态度去理解人之生死，所表现出来的便是“自然主义”的态度。如二程说：“圣人以生死为常事，无可惧者。佛者之学，本于畏死，故言之不已。下愚之人，故易以其说自恐。至于学禅，虽异于是，然终归于此，盖皆利心也。”９（《河南程氏粹语》卷第一）佛家之所以怕死，就在于没能理解人之死与大自然中的万物之死一样，乃是自然之事。陆九渊也有类似批评：“如来书所举爱涅，憎生死，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轮回；不了四相者，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轮回。”１０（卷二）在陆九渊看来，佛教爱涅槃、憎生死，就是未出轮回；佛教执著“四相”，就是未离生死；而之所以如此，在于未能将生死视为“自然之事”。比较而言，老子、庄子在生死观上的自然主义表现得更为突出。老子认为，世界上最高的“道”就是“自然”，所谓“自然”就是不有、不恃、无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２（五十一章）而天地之所以长久，就在于天地不执著自己的生命：“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２（七章）所以，人也应无著于自己的生命：“夫惟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２（七十五章）庄子认为，“气之聚”即人之生，“气之散”即人之死，所谓“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我又何患！故万物一也。”４（知北游）因此，从原始要终的角度看，人的生死实乃自然之生灭变化：“然察其（庄子之妻）死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有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４（至乐）可见，道家的生死观也是“自然主义”的。
行事处世上的自然主义。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也表现在行事处世上。行事处世以“自然为法”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要求。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２（五章）孔子说：“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１１（泰伯）《易传》说：“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３（系辞上）具体而言，其一，治理国家应遵循“无为而治”的原则，不要“无中生有”，更不要“胡作非为”。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２（五十七章）简言之，道家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其二，开展农事活动应遵循自然本有的运行规则，以“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所谓“使民以时。”１１（学而）而且，只有让老百姓“顺应时令”地实施农活，自然资源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５（梁惠王上）中国哲学的这种主张，在《礼记》的《月令》篇中被发挥的淋漓尽致。其三，对待身边的“事象”应“顺其自然”，不要“无事生非”。孔子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１１（八佾）就是说，做过了的事即便没有弄清楚也不再解释，完成了的事即便不完善也不再修补，已去的往事即便留有遗憾也不再追究。庄子认为，已有者就没有增加的必要，已为者也没有重复的必要。他说：“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４（逍遥游）而最应有的态度是“顺其自然”，所谓“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４（逍遥游）其四，在知识态度上应该实事求是，不要“强物就我”。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１１（为政）《管子》提倡按照事物本貌认识事物，所谓“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感而后应，非所设也；缘理而动，非所取也。”１２（心术）邵雍对“以物观物”之法进行了肯定，认为是“性公而明”，他说：“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则偏于暗。”１３（观物篇）可见，以“自然为法”展开人的认识活动，是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的基本特点。概言之，中国哲学在治理国家、农业生产、物事处理、知识态度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智慧，都有鲜明的“自然主义”倾向。
人生境界上的自然主义。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也表现在人生境界上。表现在人生境界上的“自然主义”，绝不说人生的目标就是衣食住行，而是指“与天地参”的气象，是人生的一种超越，这种超越是去物、去我、去私的，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做了深切而健康的体悟之后确立起来的。孔子的人生境界通常被确定为道德境界，所谓“孔颜乐处”，所乐者“道”也、“仁”也，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所谓“杀身成仁”。然而，孟子及其后来的儒家对“仁”的阐述，让我们领悟到，“仁”的境界实际上是“人与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５（尽心上）万物即我，我即万物；悟此而诚，是为大乐；行此道而不息，“仁”即在身。所以，“仁”的境界就是“人与万物为一体”的境界。程颢对“仁”何以为“人与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做过解释。他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９（《二程遗书》卷二上）就是说，如果手足麻木，人就不能意识到手或足的存在，这就叫“不仁”；反之，人必然意识到手足的存在，并意识到手足与整个身体是一体的，这叫着“仁”。所以，“仁”便意味着“人与万物为一体。”“诚”是中国哲学中的另一重要范畴，也是中国哲学境界的表达方法之一。那么，“诚”所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中庸》说：“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１４（十九章）何为“诚”？《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１４（十七章）所谓“人之道”，即通过人为而“诚”，就是说，“诚之者”之“诚”是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实现的。与此对应，“天之道”则是自然之道，就是说，“诚者”之“诚”是不需要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即可实现的。用王夫之的话讲便是“天理之实然，无人为之伪也。”１５（诚明篇）所以，“诚”便是“真实无妄”，便是“尽其实”。《中庸》认为，将此“诚”修到极至，便可尽显其性；因人、物相通，故可进而尽显他人之性、尽显万物之性；而能尽显万物之性，便可欣赏、赞颂并引导万物化生繁育，从而达到“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之气象。可见，“诚”即是“与天地参”境界。道家人生境界的“自然主义”特色尤为鲜明。名利是人人所渴求的，追求名利是人生内容的重要部分，但有些人为了名利而不择手段，甚至丢掉性命。老子认为，名利对人的身心是有害的，所谓“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２（四十四章）因此不应执着名利，而应像自然那样学会放弃：“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２（二章）每个人都以“我”的形式存在，而且都十分在乎“我”，有些人会因此而陷入困境，所谓“吾之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２（二十五章）所以老子要求人们“无我”、“无身”，如此才能更好地保全“我”：“及吾无身，吾有何患？”２（十三章）面对名利而“生而不有”、面对自我而“无身无我”，所呈现的就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境界。庄子有所谓“坐忘”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４（大宗师）“离形去知”而与“大通”（自然）同一，是谓“坐忘”，可见，“坐忘”本质上是与自然为一体的境界，也就是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４（齐物论）总之，在人生境界上表现为“自然主义”特征，不仅儒家哲学如此，道家哲学亦然。
按照胡适先生的看法，哲学包括“一，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二，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和方法（名学及知识论）；三，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四，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有思想、行善去恶（教育哲学）；五，社会国家应如何组织、如何管理（政治哲学）；六，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１６（第１０页）等六大门类，那么我们如上的讨论表明，“自然主义”的确渗透并影响着中国哲学的多个方面：世界观、思维方法、人生境界、行事处世、生死态度、治国方式等方面，因而我们基本上可以说，“自然主义”是中国哲学中的一种重要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