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使者：中国学者对古典诗词传播的贡献
中国古典诗歌之所以在海外得到较广传播，我国学者功不可没。他们采选诗词，编辑选集，致力译介，悉心研究，不仅准确传达了古典诗词的神韵，同时也以深细的研究加强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以法语翻译为例，前辈学者对古典诗词的域外传播有较大贡献。梁宗岱先生诗学功底深厚，其法译本《陶潜诗选》由法国大诗人保罗 瓦莱里(Paul Valéry)亲自作序并予以高度评价。徐仲年、曾仲鸣、罗大冈等学者发表的译著和文章，在法国研究界曾产生过较大影响。再如英语翻译，许渊冲教授学贯中西，其译文在数十年翻译生涯中臻于精深华妙之境，读其《汉英对照唐诗三百首》如览江山胜景，汉诗韵律之美俯拾皆是。
东西碰撞：翻译中的误读
在翻译中国古典诗词的过程中，国外汉学家们不仅要解决复杂精深的古汉语障碍，同时还要跨越文化背景差异的制约，因此诗词翻译中常不可避免会出现误读现象。
如李白的《渌水曲》云：“渌水明秋月，南湖采白苹。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此诗中“白苹”指水生蕨类植物，可食。“采苹”是江南水乡常见场景，月下荡舟采苹的女子，看见月下荷花，不由感慨秀色难及。整首诗清丽柔美，极富江南情韵。这里“荡舟人”原本是个动宾结构的词组，英国汉学家弗莱彻（William John Bainbrigge Fletcher）则将“荡”理解为轻佻之意，于是原本温柔贞静的水乡女子被翻译成嬉闹佻达的“wanton（荡妇）”，与原意相去甚远。
在英译汉诗集《汉诗170 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1918 年版的前言中，阿瑟 魏理谈到了中国文学的局限，他认为，“中国的确没有足够分量的史诗和戏剧文学。小说是存在的，而且有其优点，但却从未成为伟大作家表达思想的工具”。从诗歌表现来说，他认为，欧洲诗人喜爱以“浪漫”姿态出现，甚至以情人自居，中国诗人则通常以朋友的姿态出现。由于朋友不能像夫妻那样长相厮守，免不了要离别，所以中国诗歌中充满了离别之作。如汉乐府名作《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我们通常认为此诗表现了爱情的忠贞，而魏理则认为此诗是友人别离之作。他将此诗标题译为Oaths of Friendship，并且将头两句译为：“SHANG YA！I want to be your friend。”这无疑是一种有趣的误读。此书在1962 年重版之时，魏理对前言作了全盘改写，还特别指出自己对中国文学的评价是片面唐突的。他认为，欧洲诗歌过于强调抽象和说理，重视一般胜过特殊，而中国诗歌恰恰具有一种具体可感性，这是其吸引欧洲读者的重要因素。
当然，除了以上语言及文化之误读，还有一种属于有意的创造性误读。如斯奈德翻译寒山诗时加入了他本人在加州山岭中的生活经历与想象，这种误读乃是美国与中国文化双重影响的结果。斯奈德的翻译中保留了寒山怪异疯狂之举，营造了个人与外界的对峙状态，如此一来，寒山并非历史上遥不可及的有道之士，而变成了美国民众期待视野下“垮掉一代”的“群众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