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救亡与十教授宣言
1921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也分别于1923年、1926年设立研究国学机构。
为扩大运动的影响及壮大实力，胡适多次建议母校清华创办类似机构。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大学部的同时，又增设了一个研究院，成为校内与大学部、旧制留美预备部并列的三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之一，这个研究院就是国学研究院。
清华国学研究院办学期间积极物色国内著名的学者来校任教。“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皆是著名的大师。国学研究院采取了异于国内其他大学的国学研究之道，即“注意准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虽然因为校内资源分配冲突，清华国学研究院只存在了四年，但研究院的课程，兼具广博与精深，不少即使在今天，仍然具前沿性质。
1935年，王新命、何炳松、萨孟武、陶希圣等十位中国学者针对全盘西化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十教授宣言》），揭开了相当长时间的“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的激烈论战。到1930年代末期，两方始达成了“中国社会亟需要现代化”的共识。
1958年，台北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位教授发表宣言《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1995年，赵朴初、冰心、曹禺、夏衍、叶至善、启功、吴冷西、陈荒煤、张志公等9人，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上提出提案：《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2004年，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五人起草完成的《甲申文化宣言》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正式发布，呼吁国人“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优长，以发展中国的文化。”
从近代到当代，中国学人从未放弃呼吁重建“国学”文化体系，有支持者，也有批评者，当下青少年教育中的“国学热”也一直争论不断。郭世佑认为，中国很大，“任何一个判断都是以牺牲其他事物为前提的”，单纯的以“东西文化”来划分太笼统了，学术研究本身就是好事多磨的事情。
“国学”的切入点是阅读原典
抛开“国学”与“西学”的争论，郭世佑认为，当下中国青少年教育中的“国学热”，很大程度上还是在炒作。商家为了利益在炒作，民族主义者也是在炒作，而炒作的背后，传统文化究竟有多大的能耐却很少有人去深究。或许重提“国学”确实有利于青少年了解传统文化，但是目前中国社会的文化基础薄弱，体制、家庭、学校、转型期社会都缺乏国学教育的基础，国学院能走多远还很难说。
郭世佑建议市民不要赶热闹、瞎起哄，要先搞清楚传统文化是什么，既不要抬高，也不要贬低，不要神化古人，“孔子当年就没那么重要”，郭世佑说，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人文学科，是为了培养健全的人格，但现在的应试教育将历史课变为“副科”，严重影响了青少年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要学习‘国学’，先补历史课。”
学习的目的不是图热闹，而是要明白汉字的神奇魅力，郭世佑说，散文、诗词、对联、书法，这些不一定叫“国学”，但却能帮助市民提高欣赏与表达水准。郭世佑建议，想学习“国学”应该从阅读原典切入，正所谓“开卷有益”，不必局限于经史子集，也不在于多，而是认认真真一句一句地读完一整本书，进行系统的学习。
郭世佑说，目前“国学”和这一代人是一种尴尬的关系，青少年为了对付考试，没办法系统学习传统文化，要是真的想振兴“国学”，教育部首先应当在课程中增加这一部分的内容进行引导。家长和教师也需要增加自身修养，为青少年做好榜样。（姜梦诗 晶报）
■郭世佑
著名历史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研究所所长，日本中央大学等校客座教授。
著有《晚清政治革命新论》等，主编“法大人札记丛书”、“湘籍学者丛书”等。曾在人文大讲堂等多个学术论坛进行学术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