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具体怎么做呢？
董海军：一方面，要提高民众的道德自主性。前面提到，社会地位高的人批判性强，也就是自主性强。社会地位低的人相对来说自主性较弱，缺乏对自己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自信。不过随着网络的普及，和政府对网络问政的逐步重视，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提出意见，对国家的发展进步起到了作用。
另一方面，推进扁平化的沟通平台建设，进一步推动政府、精英与群众间的平等互动。我在做类似研究时发现，一些地方的网络互动平台是应景而建，疏于管理。像江苏睢宁的“一毛钱维稳”、陕西合阳的“最敬业政府网站”等有效的官民互动平台还不普遍。一些地方夸大了接触群众的成本，不愿建立畅通的互动平台。要知道，相对于信访等传统方式，扁平化的沟通是最有效率的沟通方式，能有效节约解决矛盾的成本。
我们还要加强对平民道德事迹的宣传，但要避免形式主义与走过场。我常听学生说，一些假大空的德育宣传方式让他们反感，很多教育者坐在台上说大话，到了台下自己都做不到。道德研究可以保持形而上，但道德教育需要回归现实生活。我觉得，央视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道德观察》等栏目都是不错的德育形式——来源于生活，有图有真相。哪怕这个真相是被选择的，至少人和事都是真实存在的。
中国青年报：也有网友认为，要提升整个社会道德理念的践行水平，还得采取一些切实的有力手段。您觉得呢？
董海军：是的。当前社会急需警惕“无德观”的苗头——“无毒不丈夫”成为一些“无德者”的挡箭牌，很多人一味敬佩所谓“成功人士”，以缺德为荣，讥讽遵守传统道德理念的人“老土”。
这也表明，我们的社会还缺乏羞耻之心。这次调查中，“耻”的得分非常低(5.75分)，排在倒数第二，仅高于“廉”的得分。孟子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耻感，是人们按照一定的道德伦理标准，评价别人或反省自身行为产生的耻辱或羞愧的心理。耻感是道德伦理的一道堤坝，也是我们民族基本的道德伦理价值观。但如今，卑鄙成为卑鄙者的座右铭，无耻成为无耻者的通行证。
相对于道德教育，我国目前的道德控制显得十分乏力。道德控制是社会或某一组织、群体运用社会力量，影响、约束和规定社会成员道德观念和行为的手段。它是一种社会控制机制，与法律控制平行。很多时候，有些不道德行为并不违法，但需要道德控制来起作用。所以，我们要加强社会监督，包括家庭、社区的监督控制作用。
（肖舒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