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梁启超的墨学研究只是其学术成就之一。他的墨学研究范围广泛，但其中有着共同的特征，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运用他自己称之为“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整理、研究墨家思想学说。梁启超认为，近代西方通行的学科中，中国只有史学。他痛陈“旧史学”种种弊端，并产生两个严重后果，“其一是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是因袭而不能创作”[xx]。因此，他提出以近代西方社会科学为参照而建构的“新史学”，指出“新史学”的任务在于“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新史学”以进化论为指导，来探讨人群进化和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他认为，“地球人类，乃至一切事物，皆循进化之公理”发展的。“新史学”还认为历史的进化不是直线式发展，而是“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由低级向高级曲折前进。但总趋势是，今天胜过昨天，将来超过现在，愈变愈进步。梁启超的“新史学”还强调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和英雄史观；同时重视学术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鼓吹“学术势力左右世界”。
在墨学研究中，他以“新史学”为其理论指导，这首先表现在他摒弃了儒家在学术上的正统观念，把墨子同孔子、老子并成为中国古代的“三圣”。对墨家学说也给予较多的褒扬和肯定。而梁启超之前，墨学研究者都未能够跳出儒家正统观念的藩篱。梁启超摒弃了对墨学的歧视，甚至把墨学放在除儒家之外的其它各家更高的地位。其次，把墨家学说纳入近代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之中，条分缕析，从宗教思想、实利主义、兼爱思想、政治主张等方面予以考察，使墨家学说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区别于以前墨学研究的支离破碎。尽管这种研究还不深入，且有许多附会的地方。但毕竟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时，他还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考察墨家学说的产生，这虽有环境决定论的倾向，但在当时却使人们耳目一新。梁启超的研究方法对后来的学者影响甚巨。
第二，把“所研究之事物”与“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相结合，历史与历史哲学相结合。这实际上仍是他的“新史学”特征。他认为，“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xxi]因此，他在墨学研究中，充分融入了自己的思想，表现出“六经注我”的风范，使他的研究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实际上，这也是梁启超学术研究的总特征。在《墨经校释》中，他把自己所掌握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渗透进去，在《子墨子学说》、《墨子学案》等著作中，更把墨家学说比附于近代西方政治学说。
梁启超在墨学研究中“笔端常带感情”，借墨学阐发自己的思想，有时不免牵强，失之粗浅。然而，他并非专门的学者，而是集思想宣传和学术研究于一身的宣传家，他“为我国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xxii]。因此，求“理想与实用一致”，表现了鲜明的实践特色。
还需要指出，梁启超说的“苟无哲学之理想，必不能为良史”并不是说他在墨学研究中注意发掘墨家的哲学思想。事实上，梁启超没有能够充分发掘墨家思想学说中的哲学思想。这是他墨学研究的不足之一。
第三，比较研究是梁启超墨学研究的又一重要特征。他认为，“夫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而观察之。”[xxiii]因此，他在墨学研究中注重古今中西比较。他不仅把孔、老、墨三家学说加以比较，认为“言夫理想，老子近唯心，墨子近唯物，孔子则其折衷也。言夫作用，老子任自然，墨子尊人为，孔子则其折衷也”[xxiv]。而且，他把墨家思想学说同古希腊思想、基督教思想、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甚至社会主义思潮相比较，以求“见其具”，“知己之所长”。比如，他以为“墨家既以天的意志为衡量一切事物之标准，而极敬虔以事之，因此创为一种宗教，其性质与基督教最相适近”[xxv]。他还把墨家的实利主义与边沁的功利主义相比较；把墨家的社会起源说与霍布斯、洛克、卢梭的民约论相比较。诸如此类，在它的墨学研究中实在不少。
梁启超的比较研究，从总体上看还停留在形式的比较，而且许多地方穿凿附会，缺少本质上、学理上的沟通，但也又不乏常人的研究深度。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的比较研究为其后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视野和方法，并为他们所借鉴。这是他比较研究的真正贡献所在。
梁启超的墨学研究上承孙诒让等人，下启胡适。如果说孙诒让是用传统学术方法研究墨学的集大成者，并标志传统学术方法研究墨学的终结的话，那么，梁启超则是用近代社会科学体系来规范墨学的开创者。遗憾的是，由于自身的学养以及当时的学术环境等因素，他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把握不可避免地有所局限。他没有能够把西方的社会科学体系化为学术研究的方法并运用于墨学研究，对墨学作理性的省察。因而，他未能完成墨学研究方法论由传统向近代的转换。其未竟的任务由深受西方文化熏染的胡适来完成。 (作者：解启扬)
注释：
[i] 《墨子学案》第四章。见《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九》
[ii] 《墨子学案》第四章。
[iii] 《子墨子学说》第二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
[iv] 《子墨子学说》第二章。
[v] 《子墨子学说》第二章。
[vi] 梁启超说：“《中庸》里头有句话说得最好：‘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我们就借来起一名叫‘尽兴主义’。这尽兴主义是要把各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就私人而论，必须如此，才不之成为天地间一赘疣，人人可以自立，不必累人，也不必仰人鼻息。就社会国家而论，必须如此，然后人人各用其所长，自动的创造进化，合起来便成为强固的国家，进步的社会。”（《欧游心影录·欧游中之一般的观察及一般感想》）
[vii] 《子墨子学说》第二章。
[viii] 《子墨子学说》第三章。
[ix] 《子墨子学说》第三章。
[x] 《先秦政治思想史·本论》。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
[xi] 《先秦政治思想史·本论》。
[xii] 参见蔡尚思《梁启超在政治上、学术上和思想上的不同地位》。《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方授楚也认为梁启超对墨子的评价是变化的。我认为，变化是有的，但没有根本的变化。
[xiii] 《墨经校释·读〈墨经〉余》记。
[xiv] 《墨子研究论文集》第7页。
[xv] 梁启超：《〈墨经通解〉序》。
[xvi] 《墨经校释·自序》。
[xvii] 《墨子学案》第七章。
[xviii] 《墨子学案》第七章。
[xix] 《墨子学案》第七章。
[xx] 《新史学·中国之旧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xxi] 《新史学·史学之界说》。
[xxii] 《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六。
[xxiii] 《新史学·史学之界说》。
[xxiv] 梁启超：《老孔墨以后学派概况》。
[xxv] 《先秦政治思想史·本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