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责而责
责人是必要的，但君子责人也应该讲究方法。孔子说：“朋友切切、偲偲”（《论语·子路》）。为恳求对方改过向善，君子总能够友爱地进行批评与指正。道德真理面前，朋友之间既要有所切磋，而又能和悦相处。韩愈在《原毁》中指出：“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32]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这样就不会使自己松懈散漫，麻痹大意了；对别人的要求则应该相对宽松，这样就能够与人为善，和谐交往。石成金在《传家宝》一书中说：“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过高，当令其可从。”指出别人的缺点，攻击别人的错误，应该首先考虑一下别人的承受能力。一旦超出了别人的承受能力，则难以达到劝善的目的，甚至还会适得其反。同样，引导人向善，也应该因材施教，有所针对，而不能要求过高，超出了他所能执行的范围。
君子责人绝不能走到刻薄而让人伤心、怨恨的地步。吕坤在《呻吟语·慎言》中说：“责人到闭口卷舌、面赤背汗，犹刺刺不已，岂不快心！然，浅隘、刻薄甚矣！故君子攻人，不得过七分，须含蓄以养人之愧，令其自新，则可。”[33]不留情面地责备别人，直到对方哑口无言、面红耳赤，无地自容，仍还喋喋不休，这样做尽管能够满足一时的痛快，其实也暴露了批评者自己心地狭窄、为人刻薄的一面。所以，君子攻击别人特别注意把握分寸，决不超过七分火候，以便留有余地，使对方感到惭愧，良心发现，从而改过自新。批评别人，以不激起对方的仇恨为边际和极限。指出、批评别人的缺点，并不应该借以显示自己的高明，而应该从善意出发，治病救人。所以君子责人从不以一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姿态出现在别人面前，而始终让别人感到你是在尊重他、关心他、爱护他、帮助他，而不是嘲弄他、讽刺他、挖苦他而蓄意把他踩在脚下。责人太盛，容易让人产生反感，甚至铤而走险。那么，是不是就不要穷打落水狗了呢？要的。因为落水狗是敌人，不在仁爱范围之内，则理应置之于死地。
儒家甚至还提倡一种不责而责、无言而劝人进善的美德。《礼记·大学》说：“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34]君子自己具备的，而后才要求别人做到。自己不沾染的，然后才禁止别人。自己没有忠恕之心，却教育别人励行忠恕，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但吕坤在《呻吟语·修身》中更进一步地指出：“‘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固是藏身之恕；有诸己而不求诸人，无诸己而不非诸人，亦是无言之感。《大学》为居上者言，若是君子守身之常法，则余言亦蓄德之道也。”[35]为《大学》所主张的“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尽管是一种藏身之恕，但是，自己具备了某种品格，却并不因此而苛求于别人；自己身上没有的毛病，也不枉自批评别人，这也应该是一种不言而善的美德。
《论语·卫灵公》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自己身上所具备的美德，然后才能够要求别人也同样具备；自己身上没有的缺点，然后才能够去批评别人，这固然是保全自己免遭别人怨恨的基本方法。但是，并不要求别人跟自己一样具备美德，也不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去批评别人的错误，到了这种程度则更能够让人发出无声的钦佩与感动。《大学》中所说的这句话是为居于上位的君子进言的，但如果这对君子是修身处世的基本法则，那么其余的话便应该是培养道德的基本方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