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国学”本真的偏离
国学作为中国学术学问，涵盖中国固有文化，其作为立国之本、民族之魂层面便是所谓“国学的精华”[③]、国学根本精神。我们认为《甲申文化宣言》“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5]是对国学根本精神较为不错的概括。然而国学范围广博、界限不清，“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2]（P1弁言）加之其所涵古籍浩如烟海，所谓“皓首穷经”。如此广众之书，其中良莠夹杂，瑕瑜并在。张之洞《輶轩语》云：“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书去其十之八九矣。”以此而观，国学有其根本精神即“国学的精华”部分，同时国学本身也存有瑕莠、不足之处，这才是国学的本真。
一味媚俗，国学根本精神易迷失。“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第七》）《诗》、《书》之类的经典体现的是“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其皆是“雅正”之言。一味媚俗，作功利化曲解，《论语》为经商高招背离其儒家“仁义”之说根本，《孙子》为谋权妙计背离其“民本”、和平之说根本，佛教乃超亡送死教背离“利乐有情、普渡众生”大乘真义。总之，这种功利化的曲解，媚俗而去“雅正”，背离国学的的根本精神，使国学迷失方向。国学可以世俗但不可低俗、庸俗，应在雅俗之间保持一个适宜的张力，不能背离“雅正”。所谓“《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第三》）
无序供应，国学根本精神易误传、讹传。短时间内批量无序供应，其中难免夹杂诸多的错解、误解，一知半解。所谓“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第一》），只有把握住国学的“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这一根本精神，国学之道才能生发出去。如果这些错解、误解，一知半解超出学术范围之外，偏离国学根本精神，以此错解、误解，一知半解传播开来，只能以讹传讹，国学之道必然难以生发出去。特别是一些文化骗子借国学幌子粗制滥造文化渣滓，更是与国学根本精神背道而驰。
炒作营销，国学本身不足易被遮蔽。国学非完美无缺，其中不乏诬妄之文，虚构之作。不能辨别真伪瑕瑜，易使人误入歧途。章炳麟言“对于古书没有明白哪一部是真哪一部是伪，容易使我们走入迷途。”[6]然而国学古籍浩瀚，对国学本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全盘梳理本已艰难，在此基础上的当下价值开掘更是不易。比如很多中医疗法、道教养生方法并未得到现代医学认可。炒作营销，肆意夸大、拔高国学，将其吹得神乎其神。把某些偏方当治癌灵丹，把某某国学大师当作神仙再世。如此炒作，易使人信以为真，看不到国学存在的不足。一味捧杀，国学本身的不足易被遮蔽。
一言以蔽之，背离国学的根本精神是对国学本真的偏离，遮蔽国学本身的不足也是对国学本真的偏离。
（三）对“化民成俗”的偏离
诗、书、礼、乐可以正人伦、美教化、和民风。《诗》言“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7] 《礼记》言“礼节民心，乐和民声”，“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 （《礼记·乐记》）。经书为圣人言行，为万事之标准。“无论孔孟以上，群圣人之言行，萃于其中，至精至博，足为万事之标准。”[8]（P20）读此经书则可涵养民性，平和民气，启发民智。“吾国经书，不独可以固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8]（P14）《春秋左氏传序》说孔子作春秋“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9]即知往鉴来之意，史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读史可以明乎古之得失，而有益于今人礼仪教化。而国学中历来为人津津乐道的琴棋书画，向来为文人雅士们视作涵养性情、提升境界的重要载体。这些便是国学“化民成俗” 的价值所在。
国学“被”低级消费，人们只直接支取其低端物化的实际功用，或是标签化、消遣化国学，将其当做显摆、门面、笑料，而不会享用其作为精神文化的特殊价值，必然失去国学与民众生活切实关联、与民众心理深层沟通的可能，无法深层影响人们的情感状态、行为模式，其“化民成俗”价值落实难以实现。甚至更糟的是国学会为不良者利用来作牟取暴利的工具，国学被扭曲为权谋术数、功名之说、救死良方，如是，非但不能涵养民性，平和民气，反会惑世诬民，将国学引向不归路。
综上所论，我们认为国学“被”商品化是当下国学推广的一种偏离，并非我们真正期待的国学推广。我们的国学要实现其应有的当代价值，其推广当是利他地、客观地、理性地。利他地，是指不以谋取自我经济利益为根本，重在服务于社会有益于大众，回归推广的文化担当；客观地，是指以公正态度、科学态度对待国学，不杂个人情绪、意气，即肯定其推广的价值也要正视其问题；理性地，是说国学要积极回应现实生活，不抱残守缺，漠视时代变迁而不作任何调适，而是与时具进开拓创新。 （包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