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世界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中国的经验，中华文化重振，需要国学的支撑。我们应该通过媒体多发出一些中国自己的文化理论的声音，这种声音以前太弱了。国学版的创建是中华文化自觉的一个标志，是民族精神高扬的体现。我一直把光明日报看成理论界的代表性报纸，提倡新国学义不容辞。文化经典的普及活动遍及各地，需要提高和点拨。一是普及，一是提高，光明日报《国学》版“学者写，大众看”把这两者结合了起来。现在是中西交会，新旧观念混杂。今天，我们很需要“清明安和”（梁漱溟语）的理性加以引导，要有深层次的学术研究与研讨。《国学》版提供一个平台和窗口，把融会中西、批判继承、综合创新这样一种主流的声音放大。
国学版的文章还有改进提高的空间；希望国学版扩大联系渠道，吸收更多特色经验、优秀成果、前沿动态、民间活动；扩大国学的范围，既突出儒、道之学，又兼综百家，并顾到56个民族的民族文化，体现季羡林老“大国学”的理念；要进一步关注20世纪新国学；要继续开展必要的讨论，更好地贯彻“双百”方针，关注学界与社会热点问题，使版面更活跃，更有吸引力。
李宇明（国家教育部语信司司长）：国学是需要发展的。发展国学，一是不仅把国学当成学问，更需要把国学看成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就是看待和研究国学，不仅有学术的视角，更要有国人生活的视角。这样才能使国学更有生命力。二是中国的学者在研究任何问题的时候，都应该有国学意识。所谓“国学意识”，就是在研究相关问题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学科，都应该自觉梳理中国古代是怎么研究、看待这些问题的。三是国学的发展不仅要从古代、从传统中汲取营养，也要注意从当代国人的创造中、从现代中国的学术发展中汲取营养，甚至从世界一切学问中去寻觅。我们的国学不仅能够回答我们这个民族“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更应该在“我们向何处去”的问题上给出好答案。
徐向红（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光明日报《国学》版创刊五年来，在研究、弘扬、开掘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普及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比如，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实践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都是对中华文化中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最坚实的文化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包括和谐社会理论，天人合一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和体现。
王能宪（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国学如果从狭义上讲，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文化学术的研究；但是作为广义的国学，它就等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很多学者也是这么认为的。从这个广义的意义上来说，国学是需要普及的。所以《国学》版的宗旨很明确，就是新闻纸上办学术。通过《国学》版，把学术与大众联系起来，从事国学的宣传和普及工作，我觉得非常重要。
周洪波（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国学》版创刊五年来，推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栏目，也有一些学术含量很高的话题，实际上已经成了我们读者心目中的一个品牌。这次我们商务印书馆与《国学》版合作，推出《国学精华编》和《国学访谈录》，我很感谢光明日报领导能够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 商务印书馆是一个学术出版重镇，多年来一直关注国学的出版。我希望借这次会议，以后能跟我们高校的国学院合作，能够出版更多、更优秀的国学书籍。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院长）：五年前《国学》版创立之时，新世纪这一波国学热刚刚兴起，社会上对国学的认识还很不统一。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在光明日报这样的中央媒体创立《国学》专刊，应该说是有眼光、有胆识的，是得风气之先。五年来，《国学》版影响越来越大，不仅在国内有影响，在国际上也有影响。 我认为，《国学》版所涉及的不是单一的学科、知识的问题。国学问题受到重视，是因为它密切关系到我们今天整个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关系到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问题，关系到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问题。如果我们仅仅把国学理解为一个知识的角度，我想那就是可有可无的了。《国学》版的兴办符合十七大以来中央对于文化建设的总方向。这总方向就是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促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
今天，我们要对国学在当代的作用和地位有清醒的认识。现在互联网、微博这些新的媒体出现以后，民众发言的空间扩大。在这样的变化下，更需要我们清楚地辨别，一种的观点实际上代表的群体有多大。不能轻易地把某一阶段媒体上活跃的某种观点、某种反应当成是代表广大人民或者广大学者的看法。应当肯定，广大的人民群众、家长、企业家、各级干部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是当今的社会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