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60出头，稍显老，他感叹自己实在太累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不久前出版。与他年龄相仿的中国学者，很多已经停止了学术思考和研究，“我觉得现在开始写，正正好。”顾彬的房间里，到处摊着翻开的书，前一天他刚完成了《中国戏曲史》，“写《中国戏曲史》算我倒霉。”
房间的一角滚着一只皮翘起来的破足球，它是随着顾彬四处游学的“行李”。顾彬指着卿云楼外的足球场说，来复旦的4个星期，下午没事就会和复旦的学生踢球，“我在德国能踢2个小时，现在踢1个小时就要休息，是他们体力不行，不是我不行。”顾彬在足球场上的位置是后卫，球队后卫，赢了没有功劳，输了被球员指指点点，顾彬在国际汉学界也恰恰是这样一个角色。
被媒体制造出来的这个德国怪老头，头上顶着角到处乱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首发式结束后，上海一位作家说，没想到顾彬是个这么平和的老头。
谈中国白话文运动“作品应该告诉读者，什么是好的中文”
早报:作为一名德国人，这些年来您对中国当代文学固执地批评着，这个角色让我联想到不少曾经在中国执教的外国足球教练，他们大部分都是失败的。
顾彬:这个比喻很有趣，我也曾用过足球这个比喻来讲中国当代文学。球员不掌握技术的话，他踢不好球。语言就相当于足球的技术，作家就好比球员，所以，对于一个球员或者作家来说，技术是首要的。作家应该为了文学而写作，作家最为关注的应该是语言而不是读者。他应该通过作品告诉读者，什么才是好的中文。
早报:作家李锐也曾说过，中国的白话文运动自五四以来尚未完成，也就是说中国的语言至少写作语言还在摸索、变化中。
顾彬:我赞成这种观点。16世纪初，德国老百姓开始使用一种很怪的德文，文人用的是拉丁文。马丁-路德创造了我们的德文，过了200多年之后，歌德才开始用德文创作，这是第一次德国人用比较好的德文写作。现代德文从诞生到被用来写作经历了200多年，中国白话文运动的过程还需要很长的过程。
早报:莎士比亚之于英语，歌德之于德语，伟大文学家塑造了一种语言和书写方式，中国的白话文是否也需要这样的伟大人物呢？
顾彬:好像是这样的。从这个意义上，鲁迅算是最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物的，但他没有成功。有人告诉我，鲁迅的文章离当代人太遥远，当代中国人不再关心鲁迅的作品和他的观点，鲁迅也不能帮助当代人建立他们的语言和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没能完成莎士比亚、歌德式的使命。
早报:他的作品有些是超越时代的，但他写了太多政治性杂文，杂文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时效性的，语言也不够精致。如果在当时，他能多写诗歌和长篇小说，鲁迅对我们的语言的影响可能更深远。
顾彬: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虽然我不是预言家，但从英国、德国的经验看，白话文的成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我想补充的是，我最钟爱的德语作家是托马斯·曼，但我无法用现在的语言标准衡量他，同样我也无法用1949年以前的文学、语言标准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我想说的是曼和鲁迅都忠实于语言，他们都不断在丰富着各自的文字，中国现在需要这样的作家。
早报:这个过程可能有许多探索的方式，比如李锐等作家，他们对语言的探索是希望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您怎么看？
顾彬:把中国的传统作为写作的资源和基础，我还是比较认可的，但恢复用古汉语写作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至少中国的美学还没有落伍，中国传统的一些美学形象、概念、思考方式都能丰富一个作家的写作方式。我创作的时候，也经常使用中国美学的形象和概念。但我很害怕的是，中国作家古典文学的素养不够，据我所知不少中国知名作家的古典文学基础是非常薄弱的。我对中国作家的最大希望是，他们懂外语，又有比较好的古典文学基础。我觉得文学不应该为市场服务，当然我说的是严肃文学。严肃文学更应该关注语言而不是讲故事。
19世纪法国的一位作家曾说，如果您想成为好的作家，您要沉默20年。他的意思是说，写完了，要放在抽屉里，20年后再看看是否还有价值出版。中国作家们写完之后不愿意等，马上就拿到市场上去卖。每个作家应该不断地写，但他也应该把他的作品放在抽屉等一些时间再发表。作家不要急于发表，要不断地写，比如在德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格拉斯和瓦尔泽，他们都已经超过80岁了，但他们的创作生涯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