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史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文·汪纪明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文学学科中的一门基础学科，已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而“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是在1950年代初。一般认为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出版是这门学科成立的标志” 则或可代表当代学界对“现代文学”的学科史端点的基本判断。
现代文学自身形成的过程中，知识界对作家作品的关注、评论，对自身文学观念的阐释已同步展开，所有这一切直接构成了现代文学“知识”的“系统化”过程。
在现代文学史的学科演进历程中，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不可绕过的。王瑶自述说：1948年北京解放时，著者正在清华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一课，同学就要求将课程内容改为“五四”至现在一段，次年校中添设“中国新文学史”一课，遂由著者担任。两年以后，随教随写，粗成现在规模。
1948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颁布《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定规定》，中国文学系中，“中国文学史(包括历代及现代)”名列第一，“现代(文学)”由“选修”而至“必修”，且已然明确了其同“历代文学”并驾齐驱的地位。
次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课程草案》，“现代文选(六学分)”和“中国新文学史(四学分)”两门必修课程确立，选修课中，另列“现代散文”、“现代诗”、“现代小说”“现代戏剧”，且“小说与戏剧为必须开设的课程”。
别开生面且具时代症候意义的是，《草案》规定所有课程都要“用新观点、新方法来教授研究”，同时强调该课程要“着重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这两点在其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中深刻地影响和塑造着现代文学史的学科属性。
在新中国初期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政治意识形态之于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扮演着绝对权威的规训者角色，《草案》编订后不久，编订统一的教学大纲迅速提到议事日程。1951年，老舍、蔡仪、王瑶等根据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改革小组的决定，拟定《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1957年，教育部审定出版“由高等教育部委托北京大学游国恩、复旦大学刘大杰、山东大学冯沅君、北京大学王瑶、武汉大学刘绶松等教授起草。……最后经中国文学史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通过” 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其中，第九篇为“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
《大纲》的编写和出版，以权威的姿态呼唤着新的文学史著作的诞生，但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不同取向的文学史书写的可能。它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方式的规定不仅鲜明的彰显了意识形态的诉求，也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迄今依然存在的文学史的观念模式。
如果说，纲领性的《草案》确立了新中国初期现代文学学科基本的政治性规范，那么，两部教学大纲，则通过对具体的教学活动乃至教材的编写的“指导”，将此种规范进一步的具体化和学理化，并由此完成了对1980年代中期之前的新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基本学科性质和走向的规范。同时，《大纲》事实上质疑并否认了民国时期相关著述直接进入高等教育课程教育序列的“合法性”，这样，新中国之后出版、“草就”的王瑶《史稿》成为新中国初期被广泛采用的“中国新文学史”课程教材，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以培养直接服务社会的“文艺和文教干部”为目标的教育方针和新中国初期特殊的文化语境中，以《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为代表的理论文本建立起来的历史演进观念成为包括文学史在内的所有历史书写的话语基础和前提，而“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工具性，也成为文学学科不可置疑的基本律令。1950、1960年代编撰和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主动抑或被动，无论是现代文学史的分期还是文学作家、作品“经典”的确立，乃至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作家、作品进入文学史的“资格”和“地位”……，所有这些文学史学科的基本框架和内容都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对来自政治的强力规训的顺应和服从的过程中，由包括朱自清《纲要》在内的学人所开创的“注重实证、学以致用”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传统 已然发生了深刻的调整。以由“权威的”描述历史的“新观点”(史观)为指导，以“文艺思想斗争”为主线，着力反映和体现政治要求的现代文学史书写模式开始形成，并迅速成为文学史教育、研究的基本理路，并在“反右”、“大跃进”乃至“文革”的历史进程中愈行愈远。
重审民国至新中国初期现代文学学科历程，可以发现，几乎从“现代文学”作为一个为人所关注的研究对象开始，现代文学史就一直是其学术展开的基本向度，同时，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形态不仅关乎时代的“文学观念”同时也是时代的“历史观”的反映并受其支配。到1980年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在新的政治格局中逐渐松动，学界出现“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以《中国新文学大系》为代表的民国时期研究者之于现代文学的审美眼光得到重新的重视。同时，渐次进入中国的西方当代文学理论思潮也开始对中国文学观念、文学史观产生直接的影响。现代文学史研究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多元展开的历史阶段。
问题在于，文学史从史学中逐渐走出，并确立了属于自身的学术品格和学术对象的学科之后，它能否真正担当起其自身的学科许诺：成为一门描述“文学自身”的历史运行轨迹，而不是作为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的反映乃至印证的学科？这一质疑依然横亘于现代文学学科前行的道路之上，“现代文学史”的“重写”之路没有也不可能终结，而在“重写”的过程中，我们又当如何在历史与文学之间寻找到“文学史”的身份？或许，这并容易，更不轻松，然而，它却是包括现代文学史在内的一切文学史研究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
(作者：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