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1939年）6月，正在桂林的巴金得到了罗淑的一些作品初稿。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中，巴金又开始为罗淑编辑第二本创作集子。由于手稿中只有两篇较为完整，所以这有限的两篇，就成了此书的全部内容。巴金择取了一个篇名作为书名：《地上的一角》。这两篇作品：“……还是初稿，似乎需要作者的最后的整理，可是她连这样的余裕也没有，就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了。”巴金只将文字中略有重复的地方作了删节，在分段方面做了点改动，便交给了出版社。在“后记”中，巴金深情地写道：“‘她并没有死。’是的，‘一个真正善良的人的纪念是永不会死的，’我们都相信克鲁泡特金的话。并且世弥留给朋友们的印象还不只是善良。静静地安息吧，我们大家敬爱的友人，你已经尽了你的职责了。你的美丽的人格将是大家的鼓舞的泉源。唯一的可以补偿失去你的损失（只有在现今我们才能够了解这损失）的方法，便是各人在事业上的努力。”这个罗淑的第二本小说集子，被列入“文学小丛刊”的第一集，仍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时间是1939年9月。
1941年初，巴金回了一趟成都老家，罗淑的丈夫马宗融也来到这里为妻子扫墓。他们一同来到墓地：“一抔黄土，一块石碑，一丛矮树编的短篱，这里埋葬了一个年青有为的生命，也埋葬了友情，尊崇和许多朋友们的期望。”巴金见马宗融十分伤感，便小声安慰：“真是个好地方。世弥在这里安息多么好。”他们当时还商议将来在这里种一些名花，放些石桌石凳，使得友人们来扫墓时，仿佛逝者也在其中一般……
带着对罗淑的怀念，巴金回到重庆，立即开始着手为罗淑编辑第三本作品集子。此时，罗淑成篇的小说已收入前两个集子里，现在只余下三篇曾发表过的短篇散文。这分量显然难能成集，为此，巴金又将罗淑所有的遗稿通读了一遍，从手稿中挑出了两篇并未完成，但相对完整的小说《贼》、《鱼儿坳》来，经过仔细整理，在不曾添加什么的情况下，编成了第三本小说散文集《鱼儿坳》。巴金希望通过自己的编辑，使得罗淑“甚至躺在最后的安息地里，她还发出正义的喊声，为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呼吁……”当年八月，这本小册子列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小丛书”第三集出版。
《贼》和《鱼儿坳》两篇小说，写的都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下层人的故事。作者在作品中，努力为他们发出正义的呼叫，这一点，是弥足珍贵的，这是它们可以出版的价值所在。巴金在“后记”中遗憾地说：“作者的早逝的确是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倘使作者能够在这个世界多住十年，她一定会给我们留下几部描写四川盐场生活的杰作。”但是，“死并没有毁掉一切，生命也不是在一瞬间就可以灭亡的东西。如今我们谈起世弥，还仿佛她就活在我们中间。她的名字和她的面影至今还牵系着许多朋友的心。”“在这窗外细雨如丝的春三月的寒夜，摊开她的遗稿，那些颇为潦草的字迹还诉说着一个善良仁爱的女性的心的跳动。”作者有时真是幸运，他们有作品，我们可以通过它来感怀作者，因为它是一个可供怀念的凭据。
三
罗淑的创作作品全部编完之后，巴金又在当年（1941年）8月，开始为罗淑编辑起翻译作品集来。罗淑曾经留学法国，专攻法国文学，在文学和语言方面有颇深造诣。她的最初翻译作品，也是源自巴金的牵引。1936年时，巴金在自己的旧书里，翻出了一本法文版的翻译作品《嫉妒》。这部书，是法国一位女作家从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中节译的。当时巴金是准备自己翻译的（甚至动手翻译过几页），但因为创作紧张，就暂时搁置了。再次翻出这个法文本后，他便决定拜托罗淑，希望她能将此书翻译过来。
罗淑答应了下来，巴金便在刊物上发出该译文本的预告，上面署着他们夫妇的名字。一个月过去，稿子交来，“是这么流畅的译笔”。这使巴金及其他朋友颇感意外，他们没想到罗淑有如此的掌控文字能力。这部书出版时，用了车氏原本的书名《何为》（按：今本译名为《怎么办》）。对于此书的意义，巴金在“后记”中认为：“这是七十几年前的旧作了。然而这观念，这道路在现今仍然是很新的。所以这本小书的翻译，虽无接受文学遗产的意义，却也自有其独特的使命的。”这本译作，巴金将其列入“文化生活丛刊”第11种，出版时间是1936年4月。
此后，罗淑在创作之余，就开始为报刊翻译一些法文作品。罗淑的译文水准，也是留学法国的文学家黎烈文曾谈到过。当时黎烈文正在办《译文月刊》杂志，择取稿子的标准比较高，但罗淑当时给他们的几篇法文译稿，却“颇受到朋辈的推重。”可此时巴金编辑这部翻译集，却并不容易。因为罗淑并没有原稿留下，这些翻译作品都发表在各个刊物上。当时巴金在昆明，无法寻找到这些刊物，便委托在上海留守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作家陆蠡帮助。
陆蠡接到巴金的信后，便四处寻找罗淑译文发表的刊物，又一一请人代为从上面抄出，再设法寄给巴金。巴金便在这些抄稿基础上，编出一册《白甲骑兵》。这本集子，收有从法文翻译的作品五篇，其中大都是小说，只有一篇《贝多芬笔谈》，因文体不同，作为附录放在后面。编辑此书时的情形，巴金在“后记”中这样说：“关于原作者我无话可说，因我手边无一本可作参考的书。译文后面原先附有介绍之类的‘后记’的，在这里自然全部保留。未附有的，就只得让它缺如了。这样办，我其实不能算是尽了责。不过这些日子我们是在一种抓彩的情形下过活。我们的大部时间都花在这件事上面。我们每天都抓彩。抓的不是金钱，却是死亡。倘使一旦抓到，则在轰然一响之后，我的心灵就会消灭，我也没有机会来做任何事情了。由此即使草率地做完一件工作，在我，也是一桩值得欢喜的事。但这情形不知道会不会被一般的读者了解。”巴金当时就是在这样环境和心情下编辑罗淑翻译文集的，那种对友人由衷的爱戴和珍惜情怀，至今读起仍然令人感动。
这篇“后记”1941年8月17日写于昆明。虽然第一句话就说：“世弥的第二个翻译小说集能够在她逝世三年后的今日同读者见面，我觉得这是一件可喜的事。”说明巴金是准备马上出版的。可译文集编好后，由于战乱等多种因素，并未能够很快印出。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10月，巴金才将它放进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翻译小文库”第五种出版。此时距巴金当时编辑成稿，已经过去了六年时间；距离翻译者罗淑逝世，已经接近十年。时光流逝，真正惊人。尽管巴金已经在战争纷乱中做了最大的努力。
四
关于《何为》译作的手稿，应当还可以插上一笔。罗淑逝世后，这部手稿为巴金格外看重起来。他请人将手稿装订起来，又为它加上了一层蓝色油布的硬壳封面，使其成了唯一的“精装书”。书稿扉页，巴金记下了书名作者名，“巴金藏”的字样更是郑重其事。在手稿珍存中，寄寓了巴金无限的深情。
这样一来，罗淑的几乎全部作品（创作、译作），都由巴金编辑出版了。这五部创作、翻译集子，四册都是在罗淑逝世之后编辑并设法出版的，这种对朋友的深挚情感，对作者遗稿的料理，再一次让我们体会到鲁迅当年为亡友白莽遗作《孩儿塔》写的序言中所说的话：“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从罗淑逝世后巴金开始编辑遗稿算起——1938年至1947年，九年时间，巴金为罗淑编辑出版了四本集子。这段时间，大多在抗日战争期间，巴金自己生活动荡不宁，从他写的“后记”，我们就能读到昆明、重庆、桂林等多处编辑地点，而编辑时飞机在头上盘旋，子弹在四处飞溅……想想那情景，我们真为巴金对友情的忠实而由衷感动。罗淑有巴金这样的友人，真正可以瞑目了。
故事还可以延伸。1950年2月，巴金记起此时接近罗淑的祭日，他又翻出罗淑逝世前由自己编辑出版过的《何为》手稿，一方面寻找出原文的多幅插图，同时将罗淑翻译的一篇介绍作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汇聚一起，交平民出版社重新排印出版。在为这本小书写的“《何为》新版前记”里，巴金对新读者介绍说：“译者罗淑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成都病故。过些天便是她的逝世十二周年纪念日。她在这人世虽然只活了短短的三十四年，可是她也已留下了一些不能被时间磨灭的纪念。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在想念她。那么这本小书就作为供在她的灵前的祭品吧。”这时，距罗淑逝世已经有十二年了。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将罗淑的六篇小说，也就是巴金所编辑的《生人妻》、《地上的一角》两部书合一，以《生人妻》为题印了出来。出版社编辑部在“出版说明”中评价这些小说：“作品的背景与人物有相同的地方，但情节、结构、布局各具匠心，故事都很动人，分别以不同的写法有力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痛苦的生活和顽强的搏斗……”这在当时是很充分的出版理由。本书在征求巴金意见时，巴金同意根据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第三版的《生人妻》及1939年的9月初版的《地上的一角》作为底本，因为这是巴金费心编辑校正过的。
倘可以由书及人的话，故事还能沿展。1949年4月，罗淑的丈夫马宗融也去世了。他们夫妇遗下的一双无处可泊的儿女，由巴金带回了家。自此，他们的生活抚养，全由巴金照顾，直至长大成人。这叫我们看来，巴金为罗淑及家人，已经做得太多太好了，可在1981年元月，巴金写出一篇《怀念马大哥》的文章，其中却说自己几十年间，“常有一种负债的感觉……”并认为“又有一个时期我诚心奉行‘明哲保身’的古训，今天回想起来，真是愧对亡友。这才是我的欠债中最大的一笔。”
从几乎所有巴金著作里，我们可以读出诚挚和热情，从他对亡友罗淑遗作的编辑出版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仅这么说，也是言行如一这样做的。从杰出人物身上学习生活和做人的品格，巴金，应当是优秀榜样。从他与罗淑遗作的关系中，我们完全可以看清楚并信任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