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他的文化观。他一直主张"通过东西文化交涉融会必然会产生一种世界性的综合的最高的新文化。从历史的地理的方面观察，此新文化的创造非日本人莫属。但其实现是在几十年或几百年之后则无法预想。然其实现的机运竟如此迅速地就展现在吾人眼前。这的确是我们作梦都没有想到的。此非人力，实乃天意。"他断言"必须以贯穿皇国精神的斯道为中心创造新的世界性的综合的最高文化。这就是大东亚战争在思想史上昭示的意义。"他批判近代西洋为学问而学问、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与清代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有相通之处，都只明"学之一端"，而强调"东洋所谓学的意义，乃以治道为本，是修养之学、实践之学、经纶之学、即分析亦综合之学……达于知行合一之学"。指出在以皇国为中心推进大东亚建设之际，日本中国学界以经学汉学为主的学者奉某些清代经师之说为金科玉条，仅视为考证而考证为学者的本分，苟有志于明伦讲道或言经世致用为时务策者，便讥为不守学者本分或以求虚名等。他感叹如果这样自外于学问之道而甘于永久舔尝清朝考证学之唾馀便不能为新的文化建设作出任何贡献。他强调东西文化的综合融会，从事西洋学问的人们要努力了解东洋学的精髓，同时修东洋学的人们也不能陷于固陋独善，要能活用西洋学问与科学之长处。综合融会的结果，就是要排除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民主思想、共产思想，而对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表示认同。最终还是要回到皇道精神上来。并大言不惭:"我国回到皇道精神揭橥肇国之鸿谟以临驾新世界并不是模仿德、意两国，勿宁说倒是德、意两国曾向我皇国学习过。当务之急是排除混乱的欧美思想回到以皇道为中心的东洋思想上来、为创造指导将来世界的新文化而不断努力。"这种东洋的新文化的创造，在具有东洋的特殊性的同时对世界也应该具有普遍性。
在这种新文化的创造中，儒学的使命自不待言。他强调孔子之教与日本精神之不悖。思索儒学如何为大东亚建设提供新的文化理念，提倡"新儒教"，告诫"盛逢圣世的斯学之徒，须放眼世界观其大势，自觉以作为皇国民为本，发挥圣贤之道之神髓，以经学为根柢的同时，能伴随时代之进运参与新思想的创造，扬长弃短，以公明正大之天地大道为标准，协助体现宇宙的绝对性与纯粹性的斯道之发扬，具有为世界最高综合文化之建设挺身而出的觉悟。"并明确指出现代儒教使命的近期目标就是要"构筑大东亚文化建设的基准，以开大东亚永久太平之道，从而为世界新秩序的确立作出应有的贡献。"儒学完全沦为军国主义的一种重要文化工具。
从以上对日本军国主义与儒学的历史联系及其个案分析中，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了儒学还有这样鲜为人知的一幅面孔。当然我们可以笼统说这幅狰狞面孔是由于历史的扭曲而造成的，但是也不能否认儒学自身与军国主义之间的某些理论关联。
实际上，近代日本儒学在理论上并没有多少值得骄傲的创造性进展，相反正如早就有人指出那样，明治维新之后"儒者本身也多陷于因袭以至于被视为陈腐的标本。"甚至到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回顾历史时也不禁感叹:"在近代日本，尽管儒教的传统也非常顽强地保存下来，但是最令人遗憾的是未曾听说过有谁力图根据儒教来体系化地创造自己的哲学。有的只不过是那些墨守祖述孔孟、朱子学或阳明学的宣教师罢了。"（41）或许正是因为其理论的肤浅而促进了其功能的泛化。而日本军国主义如前所述也同样是各种思想因素杂陈，缺乏严格的理论体系，而且其运动形态具有明显的"空想性、观念性和非计划性"。（42）这就使得它们各自的思想触须能够在最大范围内发生接触并形成某种关联。因而这种关联的机制也必然具有很大程度的随意性、投机性和脆弱性。（43）
斯文会会员（44）、日本儒教宣扬会的积极参与者近藤正治讲述过一个关于他自己的故事。他说："我在一所学校讲读论语，讲完公冶长篇之后问学生：’’’’读过论语之后,你们认为孔子对发起五·一五事件（45）的人会不会喜欢？’’’’除了少数人之外都回答’’’’不会喜欢吧!’’’’对此，我在感到失望之余同时觉得自己没有讲读论语的资格，心里非常别扭。"在日本儒教宣扬会成立之际，他想一吐心中之不快。公冶长篇有这样一句:"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他解释说:"狂乃志大有进取气象，简即行事简略疏略之意。五·一五事件的人们不正是狂简又是什么呢？所谓狂简，我认为是指有文讲理、光彩斐然、有可观成就的人们。对这样的人孔子会大为喜欢的吧。"他接着说:"孔子起初周游四方想行道于天下，至晚年而终知其不为用，乃欲对乡党门人之狂简加以培养。狂简虽次于中道但亦为孔子所好，由于中道不可得，狂简便可以说是孔子最喜欢的了。即使对五·一五事件人们的直接行动不与赞成，我相信孔子要在和话，将会裁正此狂简者使之合于中道，以成就其全才。因此我深感育英之至难，论语之不易讲，狂简之意且作如是解。"（46）这样随意联系，轻易地便把孔子拉来并直接让他在军国主义的恐怖分子脸上贴金，真是肤浅得可笑而又可恶至极。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德川时代致力于朱子学与神道的折衷并创立垂加神的著名的崎门学派创始人山崎闇斋（1618-1682），他曾这样提问学生:如果中国以孔子为大将、孟子为副将率领大军来进攻日本，我们这些学孔孟之道的人该何以对应？其弟子无人能答。他便声色俱厉:"不幸若逢此厄，则吾党身披坚手执锐，与之一战，擒孔孟以报国恩，此即孔孟之道也。"弟子们叹服其"通圣人之旨"，古义学派儒者伊藤东涯（1670-1736）闻此言而微笑说:"子幸不以孔孟之攻我邦为念，予保其无之。"（47）这则轶闻在近代也广为流传。人们当然不相信孔孟会来进攻日本，因为"孔孟见其理想行于日本已喜不胜收，不可能有来攻之念。若有则为伪孔孟，该当生擒斩首。斎毡镜摹罢婵酌稀北闶且饕逡∑炷藕埃郧致灾泄袄硭比粩、为"圣战"。要中国四亿之众"顺应天命"，甘当亡国奴，加入其"以皇国为盟主的东亚民族大团结"（48）。其用心昭然若揭。
儒学在传入日本之后，儒学中固有的自由和民本等进步思想因素都发生了质变，（49）以至于明治初期还有人提出"孟子论名分有于国体不合之处，不许列入正科，亦禁止私自习读。"（50）孟子"有德者王"和"放伐"、"革命"思想到明治之后几乎被完全抛弃，而代之以对天皇的绝对的无条件的忠诚。（51）忠孝一体、"以忠为本"被认为是日本醇化皇道的儒教与中国本来的儒教（"以孝为本"）的重大区别所在。（52）君即使不君，臣也不得不臣，被无条件地理解为孔孟的伦理法则，（53）这也是近代日本喧嚣一时的"皇道"与"臣民之道"的思想得以风行的重要理论基础。更有甚者，他们还认为中国的王道要想真正实行，将来也应该以效仿日本的皇道为其指针。（54）就这样儒学这种具有亲和力的文化形态被肆意地利用成为军国主义者在鼓吹、美化野蛮的侵略战争的工具和实现"国际亲善"的重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