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闻一多、陈梦家、许骏斋、刘文典、唐兰、罗庸、浦江清、魏建功……这不是在列举近代学术大腕，而仅仅是罗列1938年西南联大一门大一课程的授课教师。授课内容分别是《古诗十九首》、《诗经》、《论语》、《左传》、《文选》、《史通》、《唐诗》、《宋词》和《狂人日记》。
这门课，叫做“大一国文”，今天大陆的高校称为“大学语文”。
母语教学的前世今生
在今天的很多高校，“大语”已经沦落成没人上、没人听、没人管的“三没课程”。更有甚者，部分理工科院校只对少数文科生开设大语课，更多的高校干脆取消。短短一个甲子之间，同一门课程经历如此炎凉二重天，或许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的吴柯达教师专门从事教育研究，他告诉记者，中国的母语教学最早可上溯到1904年，大学设立预科，开设“中国文学”课。1929年，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正式规定“国文课”是大学院校一年级必修科目。从此成为民国教育的定制，一直延续到1949年。
虽然从那时起，国文教学就遇到过困难，郭绍虞在《语文通论》中曾说：“大学一年级的国文，在各大学中向成问题，学生之需要不一致，学校各方面之期望不一致，即在国文学系各教员之主张也往往不一致，顾此失彼，难求两全”。但当时的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国文教学，蒋介石在1941年9月给教育部的手令中说：“现在中学国文程度低落，应……切实注意，并设法提高；以后凡大学招生，如有国文不及格者，不准录取为要。”而高校的教育者尤其重视，朱自清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时，便亲自负责全校大一学生的国文教学。
建国前后，关于国文的讨论第一次开始涉及存亡问题。1949，文管会接管北平各大学，进行学制及课程的改革，清华大学有人提出大一必修国文可以废除，同期提出取消的课程还有英文、测量、水力实验等。
很快，国文的偏废便成为大势所趋，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上海交通大学。交大老校长唐文治是光绪年间的进士，一贯推崇国学教育，在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当监督（校长）时，早在1909年便设置“国文科”，从大一到大三都开设“中国文学”课，14年如一日亲自授课，自编国文教材上报教育部。双目失明后仍坚持周日上午讲授国文，并创办著名的“厚植基础，博览专精”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就是这样一个国文教育传统浓厚的学校，却于1951年突然宣布取消国文课，几乎遣散所有老师。此事来得突然，连系主任事先都不知情。钱谷融就此事写大字报批评教务长，引起校方不满，因此离开上海交大。
此后，虽然有训诂学家吴小如等有识之士，早在文革以前就多次呼吁理工大学应恢复“大一国文”课程，而且应该是一学年6学分的必修基础课，但人微言轻，无人响应。直到1978年秋，南京大学才率先恢复“大学语文”课，直接原因是“文革”后招收的理工类专业大学生语文水平低，需要补课。校长匡亚明邀请华东师大刚摘掉“右派”帽子的徐中玉编写教材，也就是现在运用颇广的《大学语文》。
1986年3月，匡亚明、徐中玉和南京大学中文系大学语文教研室主任侯镜昶联名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大学语文”应该成为独立的学科。侯镜昶在恢复“大语”课、筹划成立“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诸多事务中颇有成就，后来调入浙江大学筹建中文系，可惜英年早逝。但先驱者的努力终于有所收获，截至1986年底，全国有四百多所各类高等院校开设了大学语文课。
但是之后，虽然不断有人提倡国语教育，钱理群等学者激情讲授“大一国文”，富有使命感的中文系教授们倾心编辑《大学语文读本》，虽然多数大学生都认为国文课很重要，虽然国家的“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2007年，教育部高教司下发指出“大学语文课程只能进一步加强，而不可忽视、削弱”。但总的来说，母语教育在高校的真实状态却是一直式微。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超过半数的学校缩减了“大语”课时，有的不再开设，有的虽有“大语”课名，讲授的却是应用写作或现当代文学等。很少有学校将“大语”设为必修课，大多只是公共选修课或部分专业的必修课。在教学资源方面，课时和师资的投入普遍不足。一般都是2学分，36课时，专职教师也人数不多，相比8-14学分、140—250课时的外语必修课，可谓判若云泥。
国语教学式微的原因及后果
高校中重外语轻母语的倾向严重，大语课程和授课教师的地位边缘化，究其原因，清华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相关负责人认为，主要是因为教育观念偏差、高校功能和评价机制的偏颇，以及当前社会风气和学风浮躁。纵观我国高等教育,不难发现在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和具体的教育教学工作中，还存在很多缺陷。明显的表现，一是对专业性的过分细化。二是对实用化取向的过分强调。这两点使得专业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国文素养、人文教育、道德理想、心理健康、生活教育等都不同程度被忽视。在这种教育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引导下，学生注重短期实利和就业，加上部分教师教学手段陈旧，教学效果欠佳，导致学生上课学不到东西，将“大学语文”戏称为“高四语文”，“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大学语文被冷落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政法大学的王嘎教师是优秀的俄国诗歌译者，他指出近年来，过分专业化带来的问题逐渐突显,高等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知识面越来越窄,能力越来越专,发展越来越片面,也越来越不适应当代多元社会发展的要求。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创新性国家对人才质量的要求，对人的全面素质的发展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而国文教育是素质教育的第一步。
刘晓蕾老师则从教师回报角度分析了原因，她讲授的大语一直是北京理工大学选课人数最多、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为此她付出了诸多努力，但除了学生的进步，那一份成就感和欣慰，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回报，每年只是完成基本工作量。职称、津贴各方面都吃亏。高校近年来的评价机制偏重科研和学科建设，教学、尤其是公共课教学的地位每况愈下，大学语文课老师的付出往往远远超出人们想象，所得到的认可却很少，所以大家更愿意教专业课。
北理工教务处副处长兼基础教育学院院长杨刚提到，理工科学校对于大语课程的理解，以前往往过于简单，以为就是让文科生知道点科学常识，让理科生学点文科知识。其实，我们今天讨论“大学语文”课程，并不仅仅是在讨论一门基础公共课的设置和授课问题，或者补充点文理知识，而是将国语教育作为一个代表和象征，指代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人文素质的修养。国语教育不是泛泛的文学阅读，而是旨在提高学生的文化底蕴、精神层次和做人的境界。从马加爵到药家鑫，还有现在的大学生越来越明显地面临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整体素质下降，这是连学生自己都承认的事实。而对高校来说，培养完整、健全和高尚的人，远远比培养合格的技术人员和公司职员要重要得多。国文教育对此正有巨大的塑造作用。
北理工中文教研室主任姜楠则指出，说到大学生语文素养，大家喜欢举的例子总是提笔忘字、请假条别字连篇、毕业论文语句不通等，但就她和学生多年直接接触的体会而言，现在大学生在字词读音、汉字书写等方面的所谓“基本功”一点不差，“魑魅魍魉”这样的词，学生们会在一起比谁写得快谁写得多，这也是拜应试教育所赐。那么，为什么玩成语接龙比父辈强很多的九零后，动不动就被指摘“语文素养低下”呢？
姜老师认为，要先在“语文素养”是什么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才能谈现在的大学生素养如何。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语文素养高级读本》对大学生应该具备的语文素养给出了一个描述性说法：“有开放的、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语文观念，善于把握和体认丰富多样的语文现象，用多元化的视点去观察语文生活，丰富的语文经验的获得，良好的语文习惯的养成，懂得尊重他人的语文权利，领悟母语之美、汉语之美。”从这些角度审视，大学生的语文素养确实很成问题。不少学生从来没有领略到母语的魅力，认为语文就是无休止的背诵，背诗词、背作文、背写作方法、背阅读理解题的标准答案。标准化考试不允许多样化的想法，而语文生活本身就是多元的，这种矛盾导致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语文习惯，比如读书时独立思考、以写作的方式清理思路、注重论证的逻辑、追求表达的精准等。在很多学生眼里，语文要么就是应试，是那些师生都不理解的标准答案，要么就是软文的风花雪月无病呻吟，学语文就是给读网络小说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为了给情书润色，自然也就不重视语文了。
而南开大学文学院李瑞山教授早就提出，“大学语文”是一门母语教育课程，中国文化传统深刻地留存于汉语之中，母语与民族文化的根本血脉相连，密不可分。语文，关乎民族文化的认同、存亡和发扬光大。这是我们重视母语文教育的根本因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