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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品生活网:郑永晓纂辑《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出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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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史料匮乏,现今很难判断该书在南宋时的刻印数量和流传情况。但该书未见有后人翻刻,宋元两代诸家书目中亦未见著录。明无名氏《近古堂书目》和董其昌《玄赏斋书目》中虽著录此书,可惜未作详细说明。清初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卷三中著录云:“《类编增广黄先生集》二十六卷。”然而,顺治七年(1650)绛云楼失火,钱谦益所藏大量宋元精品图书和珍玩古鼎、名人字画悉为灰烬,此书当亦难逃厄运。另有一藏本曾被黄丕烈等人收藏:“书凡五十卷,中阙十三至十八卷,旧时钞补,未知出自何本,盖较绛云所藏居然完璧矣。”[27]据民国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卷四所记,此本后有“海源阁”印,当是其后辗转为海源阁杨氏父子收藏。此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由于是海内孤本,且破损严重,故此书一般不易阅读。所幸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根据北京大学原版复制影印了“再造善本”,笔者才得以仔细观览。笔者的感觉是,以前对其价值似估计不足,历代黄集整理本均未曾参校,实属黄庭坚文集整理的一大损失。此次整理,笔者限于时间,虽未能仔细参校,但将该本所有作品与三集本作了粗略比对,发现该书至少具有两点不可替代的价值:其一,内外别三集系统由于源头大致相同,致使少数作品中的遗缺之处无法补正,而这部《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本却可能存有那个系统中所有版本中没有的字句,可用来弥补三集合刻本文字的缺失。其二,此本中收录有三集系统中所没有的若干作品,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很难怀疑它的真实性。对于黄庭坚作品的辑佚显然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除上述两个系统的黄庭坚文集外,在山谷文集的流传过程中,还有一个诗注系统也很重要,这就是任渊《山谷诗集注》、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和史季温所注《山谷别集诗注》。
   任渊,字子渊,新津(今属四川)人。绍兴元年(1131)以文艺类试四川第一,仕至潼川宪。有《訢庵集》(别作《沂庵集》)四十卷。新津有山名天社,因以为号。所作诗注自序云:
    始山谷来吾乡,徜徉于岩谷之间,余得以执经焉,暇日因取二家(指山谷与陈师道)之诗略注其一二。第恨寡陋,弗详其秘,姑藏于家,以待后之君子有同好者相与广之。政和辛卯重阳日书。[28]
    据此则任渊为黄、陈诗作注应在政和元年(1111)之前,而许尹为此书作序则云“绍兴乙亥冬十二月,鄱阳许尹谨叙”,是此书问世应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前后相隔四十馀年,足见注者用功之深。这部《山谷诗集注》原与《后山诗注》六卷并行,是用洪炎所纂《豫章黄先生文集》三十卷中的诗集注而成,二十卷,初刻于四川,再刻于闽中。南宋绍定刊《山谷诗注》有黄垺跋云:
    先太史诗编,任子渊为之集注,板行于蜀。惟闽中自坊本外未之见,岂非以平生辙迹未尝至闽故耶?垺家藏蜀刻有年,试郡延平,以锓诸梓。且《憩寂图》二诗,旧亦仅著其目,参考家集,遂成全书。[29]
    这个版本在国家图书馆还存有卷四至卷五、卷十五至十七共五卷。除宋刻残本,还有元刻残本,题《山谷黄先生大全诗注》。另外,日本宽永六年(1629)大和田意闲翻宋绍定五年(1232)闽中刊本,清末又传入中国。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宁陈三立所刻《山谷诗注》,即是以此本为底本。
    史容《山谷外集诗注》成书于嘉定元年(1208),十七卷。史容,字公仪,号芗室居士,蜀青衣(今属四川)人。仕至太中大夫。其作注缘起,史容自言:“山谷自言欲仿庄周分其诗文为内、外篇,意固有在,非去此取彼。今《内集》诗已有注,而《外集》未也,疑若有所去取焉者,兹岂山谷之意哉。……此续注之所不得已也。”[30]这部《山谷外集诗注》,是以李彤所编《外集》为底本,但只注了《外集》中收录于卷一至卷七中的那部分诗篇,而卷十一至卷十四中的诗,亦即黄山谷本人不欲编之入集的那部分作品,史容没有予以注释。据钱文子《芗室史氏注山谷外集诗序》和史季温《山谷外集诗注跋》,可知这部《外集诗注》最初也刻于四川,时间为嘉定元年(1208)。史季温《山谷外集诗注跋》云:
    先大父芗室先生所注山谷外集诗,脱稿之日,永嘉白石钱先生文季为之序引,锓木于眉,盖嘉定戊辰岁也。是书已行于世,其后大父悠游林泉者近十年,复参诸书为之增注。且细考山谷出处岁月,别行诠次,不复以旧集古律诗为拘,考订之精,十已七八。其间不可尽知者附之本年。蜀板已毁,遗稿幸存。今刻之闽宪治,庶与学者共之。[31]
据此,早年刻于蜀中的本子是以古律分体编次的,而史季温刻于闽宪治的,则是“细考山谷出处岁月”的编年体。这两种版本现在均已失传。现存分体本有元至元二十年(1285)刊本,《四部丛刊续编》即以此为底本予以影印。而按年编次的版本较多,如树经堂《黄诗全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所收则都是编年本。
    史季温为史容之孙,字子威,举进士,宝祐中官秘书少监。所著《山谷别集诗注》成书于何时不详。该书是取黄㽦所编《别集》中的诗作予以注释,但也有部分诗作是史季温增入的,又剔除了原有的部分诗篇,因而与黄㽦《别集》所收篇目并不完全相同。该书不分体,亦不编年,附于《外集诗注》后刊行,价值逊于前二书。现存有明刻本、朝鲜活字本等。常见者有树经堂《黄诗全集》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宁陈三立刻本、《四部备要》本等。
    任渊、史容、史季温三个注本,在宋代时大概没有合刻本。现存最早的三家诗注合刻本是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明弘治年间陈沛刻本,分装23册。《四库全书》据此抄录,翁方纲校录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山谷诗注》同。乾隆五十四年(1789),南康谢氏树经堂刊《黄诗全集》,与《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略同,仅增加了谢启昆所辑《外集补》和《别集》补二卷。翁校本在清代影响很大,光绪年二年(1874)卢秉钧重校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都是翁校本的翻刻本。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宁陈三立用日本宽永六年(1629)大和田意闲翻宋绍定五年(1232)闽中刊本及朝鲜活字本《外集诗注》和《别集诗注》为底本,刻印了《山谷诗集注》共计三十九卷,迅速取代了翁校本的地位。宣统二年(1910)傅春官南昌刻本、《四部备要》本均以陈氏刻本为底本。黄宝华先生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山谷诗集注》和刘尚荣先生校点,中华书局2003年出版的《黄庭坚诗集注》都是以这个版本为底本校印的。
     黄庭坚文集的版本源流大致如上所述。在这三个系统之外,还有几种单行的黄庭坚著作也需要简单说明,这就是《山谷简尺》《豫章先生遗文》和《山谷老人刀笔》。《山谷简尺》在弘治、嘉靖刻本黄集中予以收录,此前则未见著录,前文已有说明。至于《豫章先生遗文》,黄氏后裔黄铢所作《豫章先生遗文跋》云:
     铢龆龀时,先祖训之曰……凡残编断简,皆子孙所宜宝藏。但以今所传《豫章文集》考之,往往有老师宿儒口所传授者,尚多遗阙,世以为惜。顷吾持节东蜀,访诸耆耋,得之黔僰间,凡若干纸。别而为二,遂刊于梓,诗曰《遗文》,简曰《刀笔》。是时好事者争欲传诵,未暇定其舛谬,即以授工。汝辈他日当求善本以订正之,成吾志也。呜呼,言犹在耳,其忍负之!铢来宰三山,公事之馀,得与二三文士校勘朱黄,修剔旧版,上以奉承先大父之志,下以传之子孙。其有未尽,敬以俟之。故特以先训著于编末,以告来者。[32]
    黄铢此序作于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八月。这里有两个疑问。其一,黄铢之祖当时所编《遗文》,所收全部是诗,此本经黄铢等人修订后亦不至差别太大。而现存十二卷本《遗文》只有卷一收诗。显然,现存《遗文》并非黄铢原刻。其二,黄铢刻印这部《遗文》时,距黄㽦编刻《别集》的淳熙壬寅(宋孝宗淳熙九年,1198)已十年之久。但今本《遗文》与《别集》重出篇目达百分之七八十左右。因此基本可以断定,今本《遗文》的编纂者没有见到黄㽦所纂辑的《别集》,否则不至于有如许多的重出篇目。但这部《遗文》毕竟收录了很多三集系统中没有的作品,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常见版本有清抄本、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婺源汪大本巁崌山房本、民国11年(1922)如皋祝氏补刻巁崌山房本。
    《山谷老人刀笔》二十卷,宋刻本已亡。国家图书馆藏有元刻本、瞿氏铁琴铜剑楼抄本、明弘治十二年(1499)张汝舟刻本、明万历七年(1579)江西布政司刻本等。元刻本《山谷老人刀笔》现在很容易看到,线装书局2004年出版的《宋集珍本丛刊》和《续修四库全书》中都收有这个版本。此书所收,均为山谷历年书简、尺牍等,按年编排,颇便于知人论世。彭元瑞《山谷刀笔跋》曾评价该书说:“此书与《文集》《别集》《外集》中书简微有异同,不可偏废。其以历官编次,尤足考见当时出处之迹,与黄㽦编诗目入《年谱》同意。”[33]因此,在黄庭坚作品传播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仅是简单考察了黄山谷作品结集、刊布、流传的过程。除上述所言者外,还有部分单行本、选本没有涉及,如《山谷词》《山谷琴趣外篇》《山谷题跋》《乙酉家乘》《士大夫食时五观》《杜诗笺》《涪翁杂说》《豫章先生文萃》《黄太史精华录》《黄律卮言》《宋黄太史公集选》等,所收集的作品,都包括在三集合刻本和《刀笔》《遗文》中,不再赘言。
    像黄庭坚这样在宋代及此后的文学发展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理应在上个世纪就有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符合当代学科建设的整理本出现。可惜,直至20世纪终结,这样的整理本也未见到。令人高兴的是,新世纪开始的第二年,即2001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刘琳、李勇先、王蓉贵先生整理的《黄庭坚集》。这个本子在光绪义宁州署刻本《宋黄文节公全集》的基础上,又从《豫章遗文》《山谷刀笔》、书法墨迹、碑帖、石刻、方志等史料中辑出黄庭坚作品四百八十馀篇。改写了黄庭坚全集没有铅印本的历史,其筚路蓝缕之功是非常令人尊敬的。
   笔者整理的这部《黄山谷集》,是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山谷作品重新进行辑录、校勘、标点等整理工作,《全宋诗》《全宋文》的出版和刘琳等先生的《黄庭坚全集》都对本集的整理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和便利,他们的成果为本人从事山谷作品的辑佚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线索,使笔者少走很多弯路,节约了大量时间。同时,笔者也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比如在出版社方面的建议下,打破了以往山谷全集编纂中按体裁划卷的传统,改以按年代编次,试图让山谷的生平经历与作品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更便于知人论世。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尝试,以黄山谷作品数量之宏富,创作时间跨度之大,兼之史料匮乏、年代久远等原因,要想对山谷的所有作品进行精确的编年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更主要的原因是,笔者才疏学浅,功力有限,虽然耗费了颇多精力,但其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所以,这样的编排只能说是一个尝试,在作品编年和校勘、辑佚等方面都可能存在着错误。这是需要阅读此书的读者和众位方家批评指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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