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为而治与依道治国
老子提出的“无为而治”就是依照道所体现的自然无为的原则和无为的行为方式治国平天下。它是一种高超的政治智慧，也是一种治国方略。“无为而治”主要包括清静之治、自然之治、柔弱之治和爱民之治。它的基本理念主要是要把握好政府行为的性质和程度，尽量减损不必要、不适当的政府干预。政府的主要职能应是为民众自化自成与社会自然和谐的实现创造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条件。这种治国方略也就是依道治国。
老子的无为而治或依道治国方略有以下几个要点：一是把道作为治国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老子说，要“以道莅天下”，要“以正治国”，要“执大象”，要“执‘一’以为天下式”；二是要以人为本：“常善救人，故无弃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三是客观公正，一视同仁：对于社会上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老子的主张是“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对人要一视同仁，“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要像“天之道”那样“损有余而补不足”，要“有余以奉天下”；四是要保持国家法规的稳定性，“治大国，若烹小鲜”；五是严格遵循自然无为的原则：“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是以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几个要点集中体现在老子的一句话上，这就是“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郭店简本《老子》）。联系上下文，可知此句中的“万物”主要是指万民，句中的“为”字有两个涵义：一是违逆广大民众的自然本性和愿望要求而强行宰制，二是对万民不是引导和辅助，而是包办代替。此句是说，只能依据广大民众的自然本性及愿望要求加以引导和辅助，不能横加干涉或越俎代庖。
综合分析老子关于依道治国的思想，可知老子的依道治国与儒家的以德治国和法家的以法治国具有显著的区别：一是层次不同，依道治国所涉及的是国家的发展方向等全局性问题，而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所涉及的则是国家治理的具体问题，因而依道治国可以决定或影响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方向和性质；二是目标和目的不同，儒家的以德治国和法家的以法治国是在国家基本制度的既定框架内，使广大民众循规蹈矩，从而使政权巩固，社会安定，而老子的依道治国则是要突破国家奴役制度的既定框架，使广大民众摆脱被任意宰制的地位，实现个人的自由、自为和社会的相对自治；三是由此体现出来的治国方法不同，儒家的以德治国和法家的以法治国是以统治者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有为性治理，而老子的依道治国则是强调以民众为中心、政府只起辅助作用的无为性治理，政府的作用主要是积极创造条件让民众实现自化、自正、自富、自朴。
老子的依道治国与儒家的以德治国和法家的以法治国虽然有着原则的不同，但我们不能由此就认为老子反对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相反，我们从其强调以道修身和对那些“化而欲作”者要“镇之以无名之朴”来看，他是赞同以德治国的；从其强调“恒有司杀者”和对那些“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来看，老子也是赞同以法治国的。不过，他的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方略是依据于“道”的，是与依道治国方略有机结合的。
依道治国的方略在汉初和唐初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出现了史称“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的国泰民安局面。不过，汉初和唐初的“依道治国”只是在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精兵简政等方面采取了某些措施而已，与老子的依道治国所需要的政治基础和确定的目标相距甚远，用严复的话来说，就是“貌袭而取之耳”。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剥削阶级专政的国体特别是封建君主专制的政体的框架内是不可能真正实施依道治国方略的。
老子关于无为而治的理念，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他由此提出的依道治国方略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治国方略。对老子无为而治的理念和依道治国的方略，我们应当批判地汲取其思想精华，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时代性的新问题加以诠释，使其成为富有时代精神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
演讲者小传
董京泉 山东济南人，早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政治系，后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第一届研究生，并获哲学硕士学位。长期在中宣部理论局工作，曾任副局长，后为全国社科规划办公室主任，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某些著名高校兼职教授。曾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求是杂志、哲学研究、文史哲等报刊上发表重要理论和学术文章数十篇。主要著作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简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结合论》、《社科研究与理论创新》。200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90多万字的《老子道德经新编》，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海内外一些著名学者给予高度评价；其修订版即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