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谈谈国学与国运。从我个人来讲，对中国现状和未来命运的基本判断是极度悲观的，而且接近绝望。我悲观到了只能笑的地步。因为我想，哭的人还是乐观的，因为哭完以后明天会更好，我天天笑，只能迎来一天比一天坏。
为什么如此悲观?因为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开始面临非常根本性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恐怕很难解决。在逻辑和本质性的层面，我们看不到解决的可能性。
这几年在中国发生很多奇怪的事情，有些事情已经奇怪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不久前在上海，一位从日本回来的男孩子连续捅了他母亲9刀，这个母亲居然还说我家儿子是懂事的，这个事情在人类史上也不会多见。
最奇怪的事情是国学复兴。我对它抱着怀疑的态度，因为这个“复兴”非常可疑，且来历不明。我们从小唱儿歌打倒孔老二，到30年后的今天孔夫子再度成为圣人。30年在历史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为什么能有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发生在一个民族的精神最深处?这就极其可怕了，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比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更可怕。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先不讨论概念，也不讨论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些问题太抽象或者太复杂了。我想思考的是，国学为什么最近三五年会在中国大陆地区如此盛行?那些30多年前被批判、被彻底地践踏在脚底下的东西，为什么到今天会翻身起来?
民族老年症
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历史，已经有了老年人的症状。老年人有两大特点：眼前的事情记不住，50年前的事情比谁都清楚；该睡的时候不睡，不该睡的时候乱睡。中国历史有时候看不清楚，主要是我们对当下历史、对100年来的中国历史看不清楚。中国今天发生的一切，其实都是中国这100来年历史的缩影和反思。
从1979年到现在短短30年，中国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出了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奇迹。但如果有人问，到底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很少有人能讲清楚。
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文化能够在短短的30年里，物质财富增长如此之快。今天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还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而且，过去3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和平的年代，中国200年以来的历史，从来没有超过30年不打仗的。
有快速增长的财富、有无须担忧的国家安全、有日益增长的自由空间，按照人类以往所有的经验，这个民族不可能不幸福，它不会缺乏幸福感。但是中国现在就缺乏幸福感。我们的时代同时具备了财富、安全和自由这人类历史的三大要素，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真正具备这三大要素的时代还不太多，可是我们这个民族突然发现没幸福感了。
“全民不高兴”
现在中国没有谁是高兴的，这个事情很奇怪，我把它叫做“全民不高兴”。中国经常发生一些和人类经验不相符的事情，比如高兴不高兴的事情，人类肯定是一部分人高兴，一部分人不高兴，可是中国今天真是谁都不高兴了。
这个问题是我的朋友任志强提出来的。我对任志强说：“任总，你身上反映出了中国最怪的事情，你造的房子销售那么好，你应该高兴；我是买房子，应该不高兴，怎么你也不高兴?，，
后来我就发现谁都不高兴，医院里的医生不高兴，公安局的警察不高兴，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都不高兴。你到一个政府部门，一般干部不高兴，领导也不高兴，大家别以为领导高兴；你到一个企业里面去看员工不高兴，像富士康一下跳十几个，大家以为郭台铭不想跳吗?他也想跳，只不过旁边拉着的人太多。
我们整个社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中国的发展可能出现了极严峻的问题，这不是经济问题，经济学理论解决不了。
3年前，我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西游记》之后，就有地方领导打电话给我，说他那里是孙悟空的老家，要请我去演讲。我说我比较喜欢猪八戒，我还是先去猪八戒的老家吧。
去年还发生一件怪事，中国有四个地方政府争夺潘金莲和西门庆的家乡。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名人故里带来的是旅游和GDP增长，哪管什么善恶美丑?
30年来，中国走了一条非常奇特的路，不能说这条道路是错误的，但可以说我们把手段和目的搞错了。我们把经济增长、创造财富作为整个社会的目标，而实际上创造财富只是让人民“高兴”、获得幸福的手段而已。但我们把压抑很久的对物质财富的拥有、追逐的欲望一下子释放出来，赋予它道德的正当性、政治上的正确性，过去30年中国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财富浇灌幸福的花朵
从任何逻辑任何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只能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政府以发展经济积累财富来证明并获得合法性，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政府的功能不仅限于此，政府更是一个转换器，把巨大的物质财富转换成～个终极的兑换品，而这个兑换品就是人民的幸福。我们古代人讲视金钱如粪土，这个粪土是用来干嘛的呢?用来培育人生幸福之花，粪土越肥幸福之花越娇艳，这就是粪土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