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易中天到于丹，当知识分子遭遇大众传媒———百家讲坛上演了一出出折子戏，制造了不折不扣的文化奇观，这也是大众传媒良性介入观念与思想传播的成功案例……可以说这锅用《论语》熬成的“心灵鸡汤”实现了知识生产者、大众传媒、出版业、受众等各个层面的多赢。
文化奇观
11月26日下午，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论语》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携新书《＜论语＞心得》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售，当天签售新书近1．3万册。此次新书的首印数量为60万册，超过了之前百家讲坛的另一位主讲人易中天《品三国》的55万册印数。
当天等待签名的队伍从五楼排到了一楼，又在广场转了六圈，造成海淀桥拥堵，出租车司机还以为中关村出什么事了。
早上五点半，一个来自新疆的老大爷就到了图书大厦，六点的时候就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从三岁孩子到八十岁老人，从民工到教师，各个年龄职业的人都有。他们中有的是坐飞机火车从外地赶来的，有的是受家人、朋友之托过来的，有的读者还给于丹带了礼物。
“很震撼！”于丹说。从电梯到签售室，面对等待了很久的读者，她是鞠着躬进去的。“远远超出了百家讲坛策划之初对受众的预期，百家讲坛给我的尺度是面对十五岁左右的中学生。”
排在第一位的新疆大爷说：“老师，谢谢你把中国的孔子找回来了。”
“我没有能力真的把孔子找回来，但中国人一直有找孔子的心。他们不是冲我来的，他们是出于对圣贤和自己心灵的尊敬，甚至就是为了中国人血脉中的根、现代人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保留的简单的准则和朴素的真理而来的，我只是一个载体。”于丹说，“我不赞成有人说百家讲坛推出了一批学术明星，我们不是明星，这也不是追星现象，是对文化和生命的尊重。”
熬成“鸡汤”
研究论语的学者很多，百家讲坛为什么选中了于丹？
今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制片人研讨会上，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遇到了老朋友于丹。他们一起吃饭聊天时，万卫表示准备在百家讲坛上推出古代经典《论语》，于丹听了特别兴奋，一口气说了很多对这个节目的看法和设想。经过这次谈话，万卫了解到于丹原来还有很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于是，他决定让于丹担任这个节目的策划，于丹爽快地答应了。“现代人需要经典的解读，但一定要用现代的视角。我们对《论语》的定位是：大众的《论语》，要有活力的老师，讲给现代人听，而不是之乎者也的传统讲法。”万卫说，“请大学老
师讲课与大学的课堂教学完全不同，主要是受众不同，大学学生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基础，而普通的电视观众不一定有。我们对百家讲坛栏目的受众定位是初中文化水平的人，甚至更低一点。”
5月，万卫和栏目组的人经过比较，最后决定让于丹来讲。于丹推辞不下，只好答应“试一试”。
于是，7月暑假开始试讲，9月录制完成，10月黄金周隆重推出，于丹的《论语》一炮打响。她旁征博引，活泼通
俗，把自己知识经验和生活经验中的故事也放了进去，语言精准简洁，直指心灵，被网友称作“心灵鸡汤”。这正是这个节目策划之初要达到的效果。
不过这个结果
还是有点出乎她的意料，“我没想过和任何人比，只是想要用体验的方式和大众沟通，只是想对得起这个平台和观众。”
“总体来说是好事”
百家讲坛创造的文化奇观，引起了关注，也引来了批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批评说：“她没讲出孔子是什么人，说教味宣传味太浓，什么和平崛起、幸福指数、净化社会风气、人与人间的和谐，对原文没有解释，没新见。”
“百家讲坛的定位是专家和学者走向大众的桥梁。我们的任务就是桥梁。”万卫表示，“做这个栏目首先考虑的是什么平台，我们是大众传播平台，大众放在第一位，受众对象并不是学者，我们只是争取学者能接受，不能有硬伤。”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苗棣认为，这种形式本身没有问题，有益于文化的普及和传播。通俗的形式符合大众传媒和观众的关系，只要把握内容正确这个尺度。
“总体来说是好事。它的火爆不会影响学术自身的发展和纯洁。至于有些人因此出了名，超出了学者的知名度，也是现代传媒的作用，是正常的。”苗棣说。
近期回国的旅美学者李泽厚对百家讲坛的栏目持肯定态度，“学者受欢迎不是坏事，只要不是不负责任的胡编乱造。”他分析火爆的原因是“（电视上）没有别的可看的”。他同时还提醒说：“票房价值不等于真正的价值，不要迎合观众的趣味，而是要让观众有提高，要有自己的观点，让观众获得知识并有所体悟，而不是靠小噱头小趣味。”
于丹对各种争论的声音，心态平和。她说：“各种争鸣都是有道理的，《论语》可以从太多的角度进行解读，我讲的论语，不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术，也不是被后人顶礼膜拜的儒教，也不是被学者皓首穷经钻研的儒学，也不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它只关乎个人的修养，是中国人提升自己幸福感的一个参照系。”
当知识分子遭遇大众传媒
知识分子通过大众传媒面向普通民众并不是百家讲坛的首创。
1978年1月至4月，英国广播公司（BBC）播放了十五集电视系列节目《思想家》，请十五位当代西方著名的哲学家，如马尔库塞、乔姆斯基等到节目中座谈，直接面对非专业的、缺少哲学知识背景的观众。这种在电视节目中进行哲学对话的形式，十分新颖，很受欢迎。
十年前，余秋雨以他的文化散文红遍中国，并因频频在媒体上露面遭到抨击。知识分子应该安守本分，还是走出书斋走向大众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
“知识分子关在书斋里两耳不闻窗外事，或者对社会公共事务比较关心，都是可以的。知识分子多元发展是社会的需要。”李泽厚认为。
“知识分子的行为和职能不是一个层面的，知识分子需要把一些思想传给后世做经典研究，但也有些东西适合让大众去懂得和了解。”于丹说，“学术应该以作用于社会作为一个评估标准。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有行动的传统，孔子一生就是周游列国，教学生，因为他周游列国失败了，所以才把他教学生单拎出来，实际上他做得最多的是在各国奔走，推行他的美政理想。作为知识分子有义务把知识转化为行为。”
于丹用她的行动实现了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