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到某县住一个月，去之前，想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有哪些先贤，有什么旧祠，山川版图，典制沿革，物产人伦等等，我该找什么书看一看呢？一般性的史地著作，可以参考，而县志无疑是最合用的。这是个旧县，我找到三种地方志，一部是明代嘉靖年间编的，一部成书于清末，另一部是近年新编的。前两部，用今天的眼光，读起来不是很方便，但耐心看去，眉目宛然，资料也丰富。后面这部新志，门类清楚，最是易读，但读后，却觉空洞无物。
清代学者章学诚曾批评他那个时代的地方志，“率凭一时采访，人多庸猥，例罕完善”，“其古雅者，文人游戏，小记短书，清言丛说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牍，江湖游乞，随俗应酬而已耳”。
古代的方志，是私人手笔，确实良莠不齐，但有一样好处，对地方的掌故文献，留意采撷，哪怕是缺乏史意，当资料书来读，也津津有味。新地方志是官修的，官气也重，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举凡邮电金融，能源交通，工农商学，无不有专记，读后不知是方志，还是政府工作报告。
不是说这些方面不宜入志，古代的方志，也讲究记述完备，如户口田赋，盐钞税课，官署学校，支费职役，一样样地写进去，区别在于，新志的取舍，全依官方标准，往往请各部门，把自己的行当，讲述一遍，是以全是官样文章，了无生气。
章学诚又曾请立志科，也就是在州县设立专门的官方机构，来编辑地方志。不妨抄一大段他的设想：
“六科案牍，约取大略，而录藏其副可也；官长师傅，去官之日，取其平时行事善恶有实据者，录其始末可也；所属之中，家修其谱，人撰其传志状述，必呈其副；学校师傅，采取公论，核正而藏于志科可也；所属人士，或有经史撰述，诗赋文笔，论定成编，必呈其副，藏于志科，兼录部目可也；衙廨城池，学庙祠宇，堤堰桥梁，有所修建，必告于科，而呈其端委可也；铭金刻石，私事辞，必摩其本，而藏之于科可也；宴兴宾饮，读法讲书，凡有举行，必书一时官秩及诸姓名，录其所闻所见可也。”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古人搜集资料的大概。今天各地的史志办，大有章学诚的遗意，工作不可谓不辛苦，员额不可谓不多，为什么编出的新志，大不耐看呢？我想，地方志的撰者，是非常重要的。明代的县志，往往不如清代的，因为清代的优秀学者，许多以撰写地方志为个人的盛事，这些人学识高，修的志自然出色，而在明代，大学者参予其事的少，县里只好请当地的儒士，如果这是一位饱学之士，算这县里人运气好，可惜这样的运气并不总有，执笔的往往是半通不通的塾师，每日坐在那里东抄西抄，骗些猪头肉吃了事。
在章学诚的设想中，志科把资料积攒起来后，“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书。”这一点之重要，他可能并没意识到。如今的新志，鲜有这么做的，都是史志办的工作人员，各掌一门，凑齐成书，名之曰集体编辑，所以我们在志中看不到个人的意见，看不到历史感，看不到作者的用心。集体撰述的书，我还没见过一本好的，不只是方志如此。唯盼将来能有一人执笔的新志，宁偏而有益，远胜于正而无当。
县里的地方志办公室，我有幸见识过一次。办公地点，是在政府楼中最偏的角落，连门上的牌子，似乎也比别的办公室显得小些（其实是一样大小），里面的工作人员，谦恭多礼，他们的设备家具，大多破旧，很像别的部门用过不要了，掷到这里。据他们讲，每年的经费，实不敷用，骑着自行车，到各处搜罗资料，要赔着笑脸，对方还不一定搭理。也许这并不是普遍的情况吧。
这些工作人员，很可同情，辛苦自不必说，修志时也做不了主，万事决于上意。这也苦了我们读者，旧志不好读，也不宜得，很少有新版的，往往得到极难使用的图书馆里，才能见到。新志呢，又是如此这般。那怎么办？不读也罢。
（刀尔登：六十年代生人，北大中文系出身，做过行政、研究、编辑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