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他不会戴着有色眼镜、用敌意去看中国”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每一所孔子学院的背后,都有它的苦与歌。在故乡,是繁华和安宁;在他乡,是孤独与战火。在故乡,是熟悉和自然;在他乡,是疲惫与不适。
“我们有1万多名教师和志愿者在海外,加上国外本土教师1万多人,两万多张嘴天天在外面讲中国,而且大多是对孩子们讲。”
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景致!
一样的壮观背后,办学人各有各的故事。
新生命的诞生,对将要成为爸爸的人而言,是无限的期待。
手机上,存有宝宝的照片。李文韬只能看看,却还不曾回家抱抱自己出生不久的孩子。
在土耳其海峡大学孔子学院,听到来自华东师大的国家汉办公派教师李文韬的讲述,我们由衷地向他致敬。
还记得汉学教授卡皮舍夫斯基吗?
在当时很多国家还不知何为孔子学院的情况下,是他,率先推动建立了波兰第一所孔子学院——克拉科夫孔子学院,而那时他已经身患骨癌。医生指给他两条路:一是赶快放下工作休息,这样或可使生命延续更长一点时间;一是继续现在的工作,但需要忍受巨大的痛苦。他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他说:“我要把余生都献给孔子学院,这是波兰第一所孔子学院!”
外方尚且如此,中方更加敬业。
中方人士被派驻到国外,并不都是想象中的“美差”。个中艰辛,是局外人想象不到的。
在非洲,业余生活极其枯燥。闲暇的日子,老师和志愿者们就锻炼身体。有的大学没有厕所,他们只好带两个瓶子去上课,一个装水,一个装小便。停电停水是常事,网络不通畅,备课时常被打断,又很难和家人联系。海外的寂寞谁懂?
“这些具体问题,会让他们的情绪不好。但他们忍着,也不说,我们到那里看了才知道。”孔子学院总部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浙江师大派到喀麦隆雅温得二大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张笑贞,是位女同志。在非洲3年,被抢4次,生活费用高,面粉5美元1斤,硬是咬牙坚持下来,感动了外方。回国后,喀麦隆授予她总统骑士勋章,专门请她回去领。
不仅是入乡随俗,连人也变了。天津师大派到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撒德在非洲5年,晒得黝黑,乍一看和黑人朋友差不多。
这些可爱的办学人说,总是需要有人付出的。
太原理工大学派到阿富汗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的院长和两名教师,从学校到住宿的地方要穿过市区,惊险时有发生，让人猝不及防。有一次,他们去超市买东西,刚出门,爆炸就发生了,所幸毫发未损。
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多数人家没有自来水,靠打井取水。河北经贸大学派到孔子学院的院长也是位女同志,去了一年头发就掉了一半。在斯里兰卡,孔子学院的教师、志愿者工作和住宿的地方很破旧,一下雨就漏,女孩子们拿出所有的盆子瓶子接水,边接边哭。
即使这样,没有一个要求回来。
更多的人,扎下来,2年、3年、4年……无怨无悔地工作着。克服文化差异,贴近外国人思维,转换话语体系,习惯新的生活和交流方式……每一位走出去的教师、志愿者都在经历这种“改造”,做新时代的传道人。
“在课堂,从来没有老师给学生倒茶,我们改变了这种传统。我们是用一种亲和、真正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去慢慢让大家知道,中国不是可怕的,也不是落后的。一旦消除了这些沟通上的差距,很多东西就能够实现。至少他不会戴着有色眼镜、用敌意去看中国,看孔子学院。”英国伦敦商务孔子学院院长卢红道出衷曲。
的确,正如中国驻美国大使张业遂所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深入社会,以其独特的参与性、互动性和广泛性,为民众交往提供了重要的渠道。
改变的不仅是自己,改变的也是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美丽的中国名片”、“真实的中国读本”、“可爱的民间大使”各种赞誉接踵而至。难怪有人言:孔子学院为国家培养了一支拥有国际视野、世界情怀、爱国主义情怀的新型队伍,为中国教育国际化举行了奠基礼。
成就后面,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付出——因为来孔子学院,职称评定、收入、就业会受到影响,而这些,又不是立马就能解决的。
“我们知道,这两年,汉办领导一年跑财政部几十趟,就为了提高教师待遇。从去年7月份开始待遇提高了,但一些教师没有赶上好时候,待遇提高了,他们走了。”
7年时间,真的无法做到一切完美,但一点点的进步是每个参与孔子学院工作人员的期盼。
在总部,典型的“小马拉大车”。95个人员编制,70%以上为“80后”,全体员工几乎不歇节假日,每年工作时间超过法定一倍以上。
紧张和忙碌之中的他们,也都会有自己获知的故事,感动着自己,也写就自己的孔院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