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崇轩：我赞成把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把90年代初到现在的文学命名为“多元化”时期文学。其依据是两个时期的文学价值观念大不相同。80年代前后的新时期文学，确实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文学时代，强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涌现了众多黄钟大吕式的精品力作。今天重读那些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依然让我们心潮难平。因此人们把它同“五四”文学相媲美，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譬如“伤痕”、“反思”、“改革”文学的一些作品，譬如“寻根”“先锋”文学中的一些作品，已经成为那一时期的文学经典，久传不衰。而新时期文学的这种巨大成就，又直接源于文学价值观的“拨乱反正”、破旧立新。譬如破除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念，确立了文学的审美属性；譬如批判了文艺的功利主义思想，探求了文学的“文化之根”；譬如扬弃了僵化的教条主义，融合了西方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和手法。尽管新时期文学还存在着芜杂、粗放、稚嫩乃至激进的诸多缺陷，但它的价值观是新颖开放的，思想艺术是蓬勃向上的。
傅书华：我注意到了程光炜等人在“重返八十年代”，我认可他们的努力，就是要认识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复杂性，尤其要认识到八十年代有哪些“不足”，使得我们在九十年代后，丧失了对时代的发言能力。我认为新时期文学的核心观念，是“人的苏醒”。你只要看看那个时代文学争论的两大中心话题就会明白，这两个话题一个是人性和人道，一个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它们都是围绕着“人的意识”的苏醒，围绕着“人”脱离僵硬框架的束缚而发生的。只是新时期文学中的人，不是鲜明的“个人”，而是一种很复杂的混合体，也许分析清楚这种混合体的构成元素，应该是“重返八十年代”题中应有之义吧。
王春林：尽管已经过去了十多年的时间，但要想真正地说清楚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真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我觉得，与其把这个时代的文学称作是“多元化”时期的文学，反倒不如干脆看做是“市场化”时代的文学更有道理一些。我们必须看到“市场化”时代的到来，对于文学创作的某种解放作用。尽管说市场化时代也有市场化时代的新问题在不断地生成，比如说越来越严重的消费主义问题，但是，对于“市场化”所导致的历史性进步，我们却不可不察，更不应该对此轻易否定。我的个人的看法是，尽管文学在经济时代被边缘化了，但假若从创作实绩来看，这个时期突出的文学成就恐怕是无法被无视或者忽略的。尽管经济显然是这个时代的中心话题，但就文学创作而言，在所谓核心价值观念问题上，这一阶段与八十年代其实都属于缺失的状态。
如何看待评价当下时代文学现状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我觉得，我们应该持有一种一分为二的辩证立场。一方面，由于经济时代一种物质化现实的严酷存在，确实有许多作家只是一味地从市场利益出发炮制大量的垃圾作品。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得看到，还有一大批对于文学抱有虔敬之心的作家在不断地推出他们的思想艺术高端作品。我觉得，衡量一个时代的文学，绝不能够紧紧盯着那些低端作品，而应该把高端作品看作评价的依据。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对于当下时代文学创作的总体看法倒没那么悲观。我认为，有了30多年的文化与文学积累之后，中国文学在当下时代似乎正在出现一批具有经典意味的优秀作品。
就文学的价值观念而言，当下时代的文学创作中，确实出现了一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重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趋势。其他不说，单就长篇小说创作来说，新世纪以来一批旨在表现乡村生活的作品中，比如贾平凹的《秦腔》与《古炉》、铁凝的《笨花》、葛水平的《裸地》等作品中，就已经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种张扬宗法制文化传统的强烈趋向。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创作趋势的形成，显然会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重构。但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的一种观念是，在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同时，对于“五四”开其端的启蒙现代性的否定和怀疑。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恐怕就是如何实现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转换。
展望未来的文学
陈坪：讨论文学核心价值观的建构问题，要直面人的现实处境。人是靠符号思维来理解和把握世界的。符号意味着“可能”而非“事实”。以文化哲学的眼光看，人是永远力图超越有限的现在、向往着无限的未来的存在物。人可以借助符号思维用“可能”的理想未来之光观照有限的现在而生发出不满足。而缺乏符号思维的人将缺乏处理“可能”事物的愿望和能力。只有充分考虑到人有为自己设计理想未来图景的需要、有超越一切社会现实的境况去寻找自己使命的神圣本性，文学核心价值观念的建构才能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真正的促进作用。
傅书华：如果说，“五四”时代是一个“辟人荒”的“人的文学”的时代，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是一个“人民文学”的时代，不管这个“人民文学”的时代，最初是如何通过“整体”的解放赢得“个人”的解放，还是后来造成了“整体”与“个人”的紧张。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暂且将之命名为“人的苏醒”的文学时代。那么，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是否可以建立一个真正具有人民性的文学时代。人民性的具体内涵，我们还需要探讨，但总之，他应该是对应于我们这个具体社会具体的历史时空的“个人”。
段崇轩：通过这次对话我更深切地意识到，当下文学在核心价值观念上的匮乏和混乱，建构文学核心价值观念的紧迫和重要。我们的文学应当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成为现代中国文化发展壮大的基本元素。因此，它必须具有现实性、人文性、现代性、民族性等这些特质。而当下的文学，在这些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有待解决。譬如文化价值观念的混乱、思想内涵的“缺失”、中西方负面文化思潮的盛行等等。
王春林：在充分肯定核心价值观念重要性的同时，我以为，正如同我们以上对于“十七年”与八九十年代的文学讨论已经昭示的那样，具体到某一个文学时段，恐怕还是倡导一种开放、多元、宽容的核心价值理念要更好一些。道理并不复杂，文学是最讲究原创性的一种事物，只有在一种多元观念共存的文化语境中，文学创作才能有更理想的发展。
如何建构文学的核心价值观，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原点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本版即日起将陆续刊发相关文章，欢迎专家学者踊跃来稿，参与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