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需要恒定的价值立场
新世纪以来，文学在一种纷杂扰攘的环境中生长，传统模式下建构的文学体系逐渐变异甚至趋向瓦解，在面对外界客观环境深刻改变的同时，文学内部也在经历一种慌乱和无序。许多人认为，文学在这个时代是缺席的，而能够对文学的发展起到规范和引领作用的文学批评同样遭遇普遍的质疑。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文学批评已经成为遥不可及的学术名词，它对时代的阅读趣味不再具有指向的作用，除了大大小小的研讨会，批评家们发声的空间越来越窄，早已失去了对社会的影响力。
当下的文艺批评似乎越来越崇尚实用主义，习惯于在多重立场下生存，风潮就是批评家们的航标，面对不同的风潮，批评家们可以随意变换自己的价值立场，创造出另外一个自己。而立场的游移恰恰是导致今天文学批评失去力量感和权威性的主要原因。
文学批评没有恒定的价值立场，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学创作处于前所未有的纷繁时代，批评家们面对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的涌现，缺乏把握和分析的能力；二是批评家们普遍缺乏理论建树，盲目照搬西方文艺理论，而不能根据中国文学的实际情况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三是商品经济的影响不仅仅冲击着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界和批评队伍也在随市场起舞，对利益的追逐代替了学术良知。
●批评家对文学的现状没有完整的系统的观察
本报在策划大型系列报道“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期间，曾经专访了众多在当代极具影响力的批评家，批评家对批评界内部存在的问题多有自省，并对批评队伍自身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从他们介绍的情况中，可以发现一个颇为普遍的现象：当下的批评界对于文学创作本身并没有足够的了解，不能完整地、系统地观察文学的现状，自然就很难建立起自己的批评话语体系，更谈不上确立一种恒定的价值立场。
据悉，目前我国每年出版长篇小说超过千部，作为批评家当然不可能每一部都完整和认真地阅读，但是，对整体的创作状况有一个清晰和系统的认识还是非常必需的。而这恰恰是许多批评家做不到的，他们把大多数的时间分配给了数不清的社会活动，对于文学作品的了解往往是相对滞后。由于这种滞后，使得文艺批评陷入 “跟风走”的状态，一些批评家不是首先根据自己的评价标准来判定作品的优劣，而是看人家怎么说，自己便怎么说，哪部作品热就跟着哪部作品走。于是，便出现了无法辨别批评家价值立场的情况，谈这部作品用了这样的标准，谈那部作品又用了那样的标准。由于对整体创作状态的不熟悉和不了解，批评家就“作品”论“作品”的批评方式，必然会产生价值立场的游移。
●●生搬西方文艺理论 缺乏自主的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后，西方文艺思想大规模涌入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学习西方文学技巧和西方文艺理论成为文坛一代人的共同经验。这些学习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对于冲破僵化的思维模式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令中国文学界长期以西方文艺理论为标尺，直接套用在中国作家的创作中，反而形成了新的僵化。同时，也使中国的文艺批评失去了中国的特色和话语方式。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学研究不可能“闭关锁国”，一切先进的理论都应当借鉴和学习，不过，借鉴和学习不等于生搬硬套。许多批评家在撰写批评文章的时候喜欢引经据典，大量引用西方文艺理论中的现成观点，而通篇没有一句是自己独立的见解。因此，有些批评文章与其说是个人的创作，不如说是摘抄。这种现象并非个案，可以在许多批评文章中找到，这说明中国的文艺批评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话语体系和理论基础，长期的借鉴变成了今天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
文学创作与普通生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社会性与个人性的结合，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态具有内在的联系，它不可能是机械式的雷同，不可能大批量流水线式的生产，它带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因此，人们通过每一部作品读到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以及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故事，文艺理论不存在“万金油”，文艺批评在运用理论的同时，也需要结合作品的实际情况，形成一个科学的、完整的、有可操作性的理论体系。中国的批评家没有自己的声音，总是“随波逐流”，跟着文学潮流走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自己的理论建树。一个恒定的价值标准需要一套科学的理论支撑，科学的理论绝不仅指既定的理论，而是要求批评家自身具有理论自觉，建立起个人的文学观，用自主的文学批评理念和方法来评判作品，真正与中国的文学创作相结合，发出自己的声音。优秀的批评家应当具有创造和创新的能力，在借鉴既定理论的同时，能够提出自己的理念和立场，并且运用到对作品的评论当中去。
●●●利益驱动造成价值立场游移
文学在不断受到市场的影响，文学批评也不例外。批评家价值立场游移除了因为自身准备不足，缺乏自主理论等原因之外，还存在着受到利益驱动，为特定对象服务的因素。
“红包批评”和“红包批评家”是当下很“红”的名词，也是关于文艺批评的质疑声中最常出现的字眼。所谓“红包批评”，顾名思义，指的是批评家收取一定利益，为特定对象提供有需要的评论。这样的评论当然是赞美和吹捧的，它不需要批评家从自己的价值立场出发，只需要批评家说出符合对方心意的话。据了解，许多研讨会在邀请批评家出席的时候都会提供一定的酬劳，批评家只需说一些正面的评论就可以获取不菲的收入，那又何乐而不为呢？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批评，怎么可能坚守恒定的价值立场。
有批评家用“乱”来形容当下的批评界，所指便是批评家太过于受到利益的左右而丧失了起码的学术良心与学术勇气。拿红包、搞应酬，成为许多批评家的主要活动，某部作品出版了，批评家们受邀参加作品研讨会，帮作者大张旗鼓、呼风唤雨，这种现象是导致批评家失去受尊重地位的根本原因。在市场伦理下，一部书的销售要经过一整套的包装，书商需要运作，而批评家成为运作流程上重要的一环，是宣传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当批评家自觉加入这样的流程之中时，也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批评理念和价值立场。批评成为被操纵的附庸，被驱使了，而批评本身恰恰是要求具有自主性的，以独立的声音存在，从而发挥引领的作用。被非文学因素驱使了的文学批评便不会再有价值立场可言。
总之，文学批评的乱象是因为缺乏恒定的价值立场，而确定价值立场需要批评家们克服主客观多方面的阻滞，唯有如此，文学批评才能重新获得尊重。
本报记者／王 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