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西安，闷热中夹杂着些许微风。已下班了，我却还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等待李敬泽的来电。通过邮件联系好几次，每次他都非常客气，但从来都没办法守时守约接受采访。原因很简单，他太忙了。
已是傍晚七点半了，我忍不住发短信给他：李老师，看来今天您还是很忙，我只得明天一早再打扰您了，只是杂志出刊在即，不能再拖，实在抱歉。数分钟后他回短信：高杨实在对不起，突然出差，现在还在开会，明天，明天一定完成任务。
……
挂上电话，已是凌晨一点，实在令我出乎意料，他竟是这样的健谈和风趣，并不因为我是一个文学的小辈而有任何轻慢。相反，他是耐心的，似乎每个跟文学有关的人都是他的朋友。谈到维护文学的公正性，他声音越来越高，显得焦躁，这焦躁，令我感慨。
笨办法也许最能保存文明
高杨：现在纸媒特别不景气，比如杂志、报纸，都很艰难。你觉得纸质杂志会不会被手机报、网络刊物等电子杂志取代？
李敬泽：从大的趋势来讲，我相信以后的主流会是电子阅读。但不是说，以后纸媒就不存在了。人性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有麦当劳等很多更时髦的食品，但我们还是要吃羊肉泡馍。(笑)
问题不仅在于口感和营养，这里头还包含着一大套的文化记忆和生活习惯。现在不是还有很多人在写毛笔字？你不能说这个就是无用的，情况不是那么直接和简单。
高杨：看来你对纸媒的未来并不悲观。
李敬泽：至少我不认为办杂志的人会没有饭吃，也许还有新的机会。在国外，杂志无数。我国香港那么一个城市，杂志上千种。就是因为杂志可以面对细分的小市场，比如钓鱼杂志，也会分为海钓杂志、河钓杂志等。反而像美国《读者文摘》、《新闻周刊》这样的大众刊物面临很大的危机。
但如此细分之后，在传统的纸媒市场上，你很难抵达你的读者。比如你们陕西的《延河》办得很有特点，也许能让全国两万个读者喜欢。但作为纸媒，你要抵达你的两万个读者，这个难度和成本就很大。你忙活了半天花了很多钱，可能只找到了两万人中的十分之一。比起来，电子杂志可能就较为容易。
高杨：二○○五年以来，就有很多人说“中国纸媒开始进入冬天啦”。二○一二年刚一开年，就又有人说“纸媒进入严冬啦”。近几年，体制内的文化事业单位又经历了体制改革。文学杂志、报纸副刊需要自谋出路，自己造血。而文学刊物的造血功能又很差。作为文学杂志的从业者，大家之前还觉得虽然清贫，但至少很安稳。2009年以后，文学杂志纷纷走出体制，压力突然变大。你觉得未来的文学刊物会是什么样子？
李敬泽：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总的来说，期刊改革是一定要改的，具体到每个地方在改革过程中也有不同的考量。有的地方就把本地重点的文学期刊，划到了公益性事业单位当中，有的地方就改企。
文学杂志的主编，就跟穷庙的方丈似的，为了生存四处化缘(大笑)。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平心而论，现有的杂志都承受着很多过去积累下来的问题，否则也不至于这么困难。
现在正处在转型过程中，具体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就像《人民文学》杂志。我告诉我的同事们，你们不要怕，好好做你们的事情，钱不是你们考虑的问题，你们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把杂志做成全中国的NO.1。我还不信了，我办成最好的杂志，还拿不到钱(大笑)。所以说，这么多文学期刊，就有一个办出自己特点的问题，你的细分市场在哪儿？相比其他文学期刊，核心竞争力在哪儿？总是要给读者一个理由，不买别的，非要掏钱买你的杂志。在这方面，文学期刊下的功夫不够，资源和基础或许有异，但办刊的思路都是差不多的。
话说回来了，文学杂志确实需要政府和民间的支持。也不是我干什么吆喝什么，而是从文化发展的格局来看，从文学在文化中的作用和特点来看，需要一定的支持。它和电影不一样，电影是大众市场，一定会充分地聚集资本，而文学，固然有大众市场的层面，但它也有细分市场的层面，没什么商业价值，但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在西方，绝大部分文学杂志也都是社会支持的，比如基金会、大学。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论，各地的文学期刊应该是一个公共文化平台，是一个地方基本的文化设施。以前在接受《华商报》采访时，我也谈过这个问题。比如陕西，按人口和幅员，放在欧洲，就算是个大国了。西安居然容不下一份文学杂志？假设陕西没有《延河》，又会如何呢？也许就没有陈忠实，没有贾平凹，没有路遥。对于陕西，有些东西就会真的失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