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外交上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叫“求同存异”，但请注意，在文化形态上不能随便地搬用这个概念，因为文化和艺术最怕“求同”。在文化上，好莱坞“征服”不了世界，发行量并不是“征服”的证据。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他们没有自己的电影业，看的全是好莱坞，连当时的伊拉克都是这样，但说到底，他们根本没有成为美国文化的俘虏。正如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所说，难道吃牛羊肉就会变成牛羊？同样的道理，京剧也不会征服世界，《红楼梦》也不会征服世界。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从经济发展中作出这种奇怪判断的，但在文化上我敢肯定：不会。我在国内大学演讲时常常要回答学生们提出的这类问题，去年在美国哈佛、耶鲁演讲时也遇到了。我回答说，如果哪一天，南非、冰岛、拉丁美洲的学校中都被迫响起了背诵楚辞和唐诗的朗朗书声，那么，屈原和李白在天之灵也会痛哭失声。因为这对中国文化来说，也绝非吉兆。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征服亚洲而半途夭折，反而造成希腊文明的衰落的教训，便是例证。
文化以差异并存为美，以消除差异为丑。文化上的差异，绝大多数构不成冲突，我曾多次以个人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例如我这个人，人格结构中的逻辑基础，是欧几里德几何学打下的，作为专业基础的美学，是黑格尔、康德打下的，但我的灵魂深处更沉淀着从孔子到苏东坡、王阳明的文化信息。试想，我心中的欧几里德、黑格尔、康德，遇到我心中的孔子、苏东坡、王阳明，是互相冲突、互相取消，还是互相欣赏、互相补充？肯定是后者。既然小小的灵魂能这样，那么，大大的世界为什么不能这样？我就从这种自我心理体验出发，不赞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而赞成南非大主教图图所说的那句话：我们为差异而欣喜。
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参加讨论的联合国2004人类发展报告，作为结论宣布：本报告否决文化差异将导致文明冲突的理论，接受图图大主教意见：我们为差异而欣喜。去年在日本召开的2005世界文明论坛，也是以讨论“全球化时代的差异”为主题。我以这个主题为基础，批判了西方世界以自己的文化逻辑强加给中国文化的所谓“中国威胁论”。
我想说明，在当今世界，只有崇尚文化差，才能合理地争取中国文化的话语权，因此，中国文化更不应该发布强加于人的信号。
第三个观念性障碍，是我们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早已博大精深，取之不尽，我们长期身处其中，哪会不知道中国文化？连很多企业家、官员都认为，自己的举手投足、生活习惯、心理状态，都是万古长青的中国文化。因此产生了人人大谈文化的奇怪热潮。大家不知道，中国的经典语录，并不等于中国的文化实践；中国的文化历史，并不等于中国今天的文化生命力；而身处文化之中，更不等于获得了文化自觉。这就像我们天天呼吸，却并不一定熟知自己的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更不一定熟知城市的空气质量。
针对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观念性障碍，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中国文化在今天正处于重新选择、自主创新的关口之上，过去的判断很不可靠，何况从来也没有产生过公认的判断，而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对话和溶合，正是中国文化选择和创新的重要契机。
我们不应该像文化保守主义者那样，把这二十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全部归之于中国文化。如果中国文化足以把中国带到现代化的路途，为什么会在刚编完《四库全书》后的几十年遭到接二连三的失败而无法在自己的文化中找到复苏的精神资源？如果中国文化一直保持着足够的生命力，为什么还要在二十世纪后期花那么大的力气来改革、开放？
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把经济放在前面，把文化放在后面，这是一个聪明而又无奈的设计。没有想到的是，经济大发展所产生的震荡需要由文化来平衡，尚未转型的文化却成了大家索求的对象，于是文化更加变得怪异。结果，把大话、空话当作文化话语，把伪饰、琐碎当作文化格调，把嫉恨、互伤当作文化行为，出现了“处处是文化却找不到文化”的现象，两次世博会中国馆的境况，正集中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当代贫乏失语的实情。只要这种实情没有改变，那么，再滔滔不绝、妙语如珠，也无济于事。
因此，我诚恳地希望一切从事对外文化交流的朋友，在背靠中国文化向外作各种传播的时候，能够更多地回过身来，背靠国际座标来筛选和重组中国文化。你们要直率地告诉国内的文化人，国际间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少而又少，许多文艺演出的所谓“轰动”，只是那些在国外的中国新移民一解乡愁罢了。你们要直率地告诉国内的文化人，国际间并没有多少人痴迷着中国的儒家和兵法，武打和变脸，权谋和唐装。中国文化必须找到在现代世界堂皇存身的支点，既不是经济支点，也不是地理支点，而是文化本身的支点。这就需要不少醇静的中外文化学者一起来深思切磋，然后逐渐普及，再在普及中不断调整。现在离目标还相距甚远，我们万不可过于自信地把一些纷杂的知识、感想当作“结论”，更不可把这种“结论”扩大为话语模式，或通过像世博会这样的国际平台向外灌输。
作为一个比较资深的文化观察者和思考者，我坚信，在当代，如果失去人类座标和国际交流，中国文化将找不到出路。很多人都在耽心中国文化会不会被外来文化吞没，而我更耽心的是中国文化在自我陶醉中失去自己。
因此，在我看来，一切自以为是、居高临下、单向输出的文化话语，都在把中国文化推向失去自身定位的泥潭。反之，一切自警、自省、自律、自嘲的态度，倒有可能带来中国文化的理性复兴。而且，这种态度，也能有效消除跨文化交流的很多障碍。让中国文化变成一个时时都在发展、创造、淘汰、更新的流体，让国际文化与中国文化始终处于互动、互溶、互济的过程之中，这才是出路。
第四，文化交流的结果，是普通人对某种文化的自然喜爱和寻常好感，既不是国家话语，也不是概念话语。
普通人的自然喜爱和好感，大多是从感性细节出发的。形象大于思维，感性大于概念，行为大于口号。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常常颠倒。最近几年越来越喜欢用一大堆朗朗上口的成语、古话、形容词、排比句来描述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其中不少概念翻译成外语后很难让别人搞明白其中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变成一个捉摸不透的“语言流”和“概念团”，成了文化交流的又一个障碍。
我曾说过一件往事。有一天，德国诗人歌德叫来自己的秘书艾克曼，兴奋地说，我今天看了一本中国小说，发现中国人的情感方式与我们欧洲人差不多，只不过更诗化一点。据考证，歌德看的中国小说是《风月好逑传》，一本第三流的小说，不知是哪位传教士翻译过去的。其实歌德早就读过孔子的《论语》和其他中国经典，但他对中国人的了解却只能通过小说，因为那里有感性形象。
最近的例子，那些把日本侵略军的南京大屠杀写进加拿大教科书的学者说，对今天的孩子说第二次世纪大战中的一次大屠杀死了几十万人，他们留不下印象，因为他们会觉得过去的战争总是这样，数字被抽象化了。但是，一个九岁的女孩子在全家破杀之后的遭遇自述，却能打动今天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因为这又有了感性形象。
相反的例子更多，我们传播的连篇累牍的概念式话语，常常比不过一张照片的反作用，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
此外，概念式话语由概念式人物说出来，更难感动普通人。政府官员、发言人也是有血有肉的人物，但他们的职务带有一定的概念性，人们更容易想到他们的职务所包含的背景，因此比不上街头的随意采访更有说服力。这一点，是国内说服力和国际说服力最不相同的地方，在文化交流活动中一定要注意。
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文化交流也必须选择真正具有国际说服力的感性形象。大家知道，一个泰戈尔，就让印度文化纳入了西方主流文化。一个海明威，就让欧洲文化接受了美国文化。在中国古代，玄奘、鉴真、朱舜水、利玛窦、汤若望、徐光启，都是这样的文化桥梁人物。在中国近代，胡适、赵元任、林语堂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物，可惜兵荒马乱间都不得不中断了文化纽带的作用。现在中国的姚明、郎朗和一些具有国际号召力的电影演员，倒是实实在在起到了积极的文化纽带作用。我相信，在今后，文化交流主要不是以国家政策、行政活动的方式，而是以有魅力的桥梁式人物为中心来开展的。这种桥梁式人物，可能是艺术家、运动员、学者、慈善家、宗教家，但大多不会是官员。对此，我们要期待，要发现，要守护。
作者：余秋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