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历史意识的觉醒，其实也就是一种基于历史的自我反省。很显然，周人自我反省的原动力直接来自三监和东夷的叛乱。这场叛乱对周人尤其对周统治集团的震撼是非常强烈的。这从《大诰》的言词中看得很明白：“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关于这场叛乱，《大诰》中有这样的描述：
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6]《尚书·大诰》
《大诰》的文字虽然诘屈聱牙，但这里的基本意思却很清楚：地处西土的周遇到了凶险的局势，周内部的人也不安宁，甚至有人蠢蠢欲动；殷的小主武庚禄父竟然纠集残余势力，叫嚣着要复辟，并反过来图谋消灭我们周的国家；现在各地的响应者就像爬虫一样在蠢动，就像飞鸟一样在云集。因此，周人平定叛乱之后，既从东部地区依然保持独立的被征服部落趁势结成反叛联盟的教训中，同时也从他们自己两度克商的经验中，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措施改变传统的部落共同体周自周、商自商彼此分离独立的状态，克商的成果就很有可能在一场敌对的部落联盟的武装进攻中毁于一旦。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周人一方面在实际的政治领域通过分封和“作新民”建立起凌驾于传统的部落共同体之上的新的诸侯国家及其以周天子为最高权力中心的封建统治秩序，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提出了一套以“德”为核心的伦理政治思想。
这套伦理政治思想的要义就在于：“德”不仅是周人克配天命而“王天下”的合法性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对身居王位的周天子及其统治集团的内在要求，是身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及其统治集团必须具备的伦理政治品格。关于这种伦理政治品格的具体内容，召公说：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惟刑用天下，越王显。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6]《尚书·召诰》
从召公对成王的这番教诲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几个要点：第一，不要让民众随意败坏法度，也不要依仗杀戮来治理。第二，要确立以德为先的榜样，以使民众效法而遍行天下。第三，要君臣上下共同勤勉，共担忧患。这可以看作是召公对“德”的一个诠释。
再来看周公的教诲。周公对成王的教诲，集中体现在《无逸》和《立政》两篇中。在《无逸》篇中，周公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这是直接告诫成王，不要贪图安逸，要了解耕种和收获的艰难，要了解民众的疾苦。周公又说：“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则有愆。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这是进一步从正面告诫成王，不要沉湎于“观”、“逸”、“游”、“田”等个人享乐，更不要像商纣那样以酗酒为德。周公又说：“则若时，不永念厥辟，不宽绰厥心，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这是从反面告诫成王，如果不能做到心胸宽大，如果乱罚无罪、滥杀无辜，民众的怨恨就会累积起来汇聚到君王的身上。[6]《尚书·无逸》
看起来，周公的教诲虽然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无逸)入手，但和召公的教诲是大体一致的。在《立政》篇中，周公说：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准人，则克宅之，克由绎之，兹乃俾，国则罔有。立政，用忄佥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继自今立政，其勿以忄佥人，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6]《尚书·立政》
这是周公教导成王设官、理政和用人的道理。这里有几层意思：第一，从古代商的先王到周的文王，凡设立官长(立政)，无不是对他们进行考察(宅之)、扶持(由绎之)，才让他们履行治理的职责(兹乃俾)；第二，在设立官长的时候，如果一味地任用奸佞之人(用忄佥人)，而不依靠有德之人(不训于德)，这样的君王就将终其世而不能取得显赫的政治成就(罔显在厥世)；第三，自今以后继位为王者，凡立官长切不可任用奸佞之人，而必须任用贤明之人(其惟吉士)，要用他们的努力来辅弼我们的国家(用劢相我国家)。
透过周、召二公的教诲，我们不难看出，所谓“德”无非是周的统治集团通过总结、反省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对于他们自己尤其是处于最高统治地位的周天子必须具备的诸如严明、宽厚、勤勉、明察、任贤等政治品格的一种自觉。至于如何界定这些政治品格的范围和具体内容，虽然不同人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场合，其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个基本点却是清楚明白的：所有这些政治品格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祈天永命，就是“王天下”。对于这一点，周公说得很明白：
今文子文孙，孺子王矣。其勿误于庶狱，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6]《尚书·立政》
所谓“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正和《诗经》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样，指的就是周人“王天下”的政治理想。周天子受命于天，但他必须拥有祈天永命的能力或品格。这个祈天永命的能力或品格就是“德”，拥有它，就是有德；不然，就是失德，就是桀纣之君。考察西周后期的几位失德之君，就会发现，无论是周厉王的弭谤和专利，还是周宣王的不籍千亩、强定鲁嗣和料民于太原，以及周幽王的昏聩和周平王的庸碌无能，他们之所以失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在位期间，周的王权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不论他们是庸碌无能还是克敬图治，都于事无补，周的王权无可挽回地一天天衰落下去。子贡曾不无感叹地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15]《论语·子张》这是“德”的玄机。
但是，当“德”如此成为对历代周天子(“继自今嗣王”)的内在要求，“德”就有了道德的意义，而内化为应该或必须实行的一种行为准则：它不是一经获得就可以高枕无忧因而与周天子具体的思想和行为努力不相干的外在的根据，而是周天子必须以祈天永命或“王天下”为己任的伦理政治责任和自觉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