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都有一份作业。”坐在《经济参考报》记者对面的张艺谋，边说边指着他背后墙上的一份份“电影作业”海报：《红高粱》、《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英雄》、《十面埋伏》、《山楂树之恋》、《金陵十三钗》……
与之相伴的，还有舆论对“铁道部‘天价宣传片’”“与张伟平分道扬镳”“因莫言获奖而旧事重提”“孟买电影节获‘终身成就奖’”的“狂轰滥炸”。
张艺谋的新闻，从来都是媒体的素材，要么是溢美之词，要么是骂声一片，让这位“中国首个国际A级电影节影帝”“中国首摘国际A级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大奖”的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物，始终饱受争议。
从张艺谋的“电影作业”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从艺轨迹，更是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脉络与流变。
艺术与商业的博弈从未停止
“‘媚俗’还是‘崇高’，是每位导演一生的难题。”
“电影票房再好，还是有人批；国际获奖再多，还是没人看；观众需求再大，也得求平衡。”对于始终在艺术与商业间徘徊的中国电影，张艺谋道出自己的导演观，“‘媚俗’还是‘崇高’，是每位导演一生的难题。”
从《老井》到《有话好好说》，从《红高粱》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张艺谋的作品跨度之大，反衬出电影主题的时代烙印和时代之变。
“我从影早期的作品有一种呼唤。你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红高粱》，像火一样燃烧的作品，因为那是个热血沸腾的年代，人们在文革后极力燃烧积蓄已久的能量。”张艺谋回味道“我在形式上追求特殊、张扬，呈现出自觉、强烈的个人风格；在内容上表达对中国社会未来的思考。说白了，这是一种对思想解放的释放。”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伴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电影融入市场化浪潮，商业电影如雨后春笋般绽放。张艺谋也不例外，他转型执导的武侠巨制《英雄》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
“有人说我拍商业电影是堕落。”张艺谋摇着头解释“从伤痕文学、寻根文学、苦大仇深的思考氛围中跳出来后，我本能地觉得应该做些不一样的东西，带有强烈的娱乐元素，这样的电影才好看。”
的确，拍电影，不是写论文，观赏性在任何时候不能放弃。“电影是一种夹带文化，观众观影，在愉悦的同时，会自然而然感受到影片传递的价值。”张艺谋说，网络上，要找潘石屹，先得点击房地产板块，要找张艺谋，只能搜索娱乐频道。“社会就这么定位，你只能在娱乐产品中，装进一点内涵，一句话，商业电影就是寓教于乐。”
艺术与商业的博弈从未停止，其背后往往附带着“媚俗”与“崇高”的争论。“在‘媚俗’与‘崇高’之间，我们往往顾此失彼，无法完美平衡。”张艺谋坦陈，“有人说商业电影低俗，有人说艺术电影晦涩，无论拍哪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才是导演追求的终极目标。否则，你就得做好挨骂的准备。”
产业链条下的商业裹挟
必须靠财团(如影视企业)支持的导演，一旦上了这条“船”即被“绑架”，拍摄全程，根本由不得自己，这直接导致影片艺术水准低、叫座不叫好。
1999年，根据对加入WTO的承诺，我国在此后陆续引进上百部国外大片，中国电影业在产业化没有形成、市场经验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匆忙应对，受到很大冲击。
为保护、发展国产电影市场，2003年以来，我国相继颁布多部有关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电影业的法规、政策，一批民营影视企业不断壮大，逐步掌控了“投融资-制片-发行-院线-衍生品”的电影产业链，有效抵御了国外大片的“入侵”。其间，张艺谋执导的《十面埋伏》等票房颇高的作品，几乎都与民营影视企业“新画面公司”合作。
“我不讨厌商业电影，但害怕被商业裹挟。”张艺谋无奈地说，从投资方到制片方，从植入广告到演员选择，从拍摄手段到镜头取舍，导演在每个环节多少会受干涉“商业利益的回报，从开拍起就压在导演肩上。年轻导演直接被命令要求如何做，而对有名气的导演，投资方虽不敢玩硬的，可软磨硬泡更愁人，让你的构思和创作发生扭曲。”
张艺谋的这种感觉是有深层原因的。“唯市场论”是一些影视企业的“魂”，他们鲜有考虑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而是在影片选择、推广策略、发行时间、票价制定、上映时机、放映频率等方面形成垄断联盟，大量占有市场份额，过度迎合受众。而必须靠财团(如影视企业)支持的导演，一旦上了这条“船”即被“绑架”，拍摄全程，根本由不得自己，这直接导致影片艺术水准低、叫座不叫好。
北京电影学院相关研究数据显示，近两年，我国年均生产影片均超过500部，2011年，国产电影票房收入有约80%是民营公司参与发行创造的，但其中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好电影不过20部。
《三枪拍案惊奇》就是典型案例“本来没打算拍这部戏，可制片公司想挣钱，用小沈阳出演搞商业炒作，就拼凑了一个不成熟的剧本。这真是一个临时抱佛脚的决定。”张艺谋坦陈，这是他迄今为止最不满意的作品“我感觉自己掉沟里了，因为它缺乏文化价值，是商业裹挟的产物。”
电影产业需要高票房，但不需要高泡沫
那些“叫座不叫好”的烂片给出一个答案：营销模式的成功并非电影的成功，电影产业需要高票房，但不需要高泡沫。
“票房为王”，是当下中国电影比较严重的问题。“一切以票房论英雄，其实是非常庸俗的标准，丢掉了中国电影传统的文化精髓。”
张艺谋认为，中国仍处在电影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即为获得资本积累过分追求高票房而忽视思想性。“当然，目前主流院线的观众群集中在20岁到30岁间，围绕他们进行的创作、导演，难免出现浅薄的倾向。”
张艺谋总被问及“一部影片的终极票房到底是多少”“可能中国有两万块银幕时，单片票房达到3亿美元(将近20亿元人民币)，也许才是纪录。”他说，现在的票房纪录都是过路的，“没必要吹嘘你6亿我8亿，也许一年之内就被超越，总迷恋数字有啥意义？”
为谋求票房，一些发行方与社会传播机构在大片公映前后联手“撒网占道”“挥毫泼墨”“歌功颂德”“爆炒票房”。更有甚者，本着“拿人钱财、替人办事”的原则，让“枪手”“枪稿”满天飞，以致观众被“忽悠”进影院，最后痛斥片子臭。
“电影和其它商品最大的不同是先买再看。倘若让观众先看再买，它的票房将会如何呢？”张艺谋这样自省，“影片好坏与否，不能唯票房论。别忘了，和《三枪》票房一起‘飘红’的还有影迷尖锐的质疑。”
张艺谋的醒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国产电影“火了票房、鼓了腰包、乐了媒体、坏了口碑、哭了观众、冷了人心”的情况依然存在，那些“叫座不叫好”的烂片给出一个答案：营销模式的成功并非电影的成功，电影产业需要高票房，但不需要高泡沫。
“我讲这些，并不是说票房不重要，而是它并非评判电影价值的唯一标准。”张艺谋说，没人比导演更知道“众口难调”的意思，票房、获奖等这些所谓的“硬杠杠”都不能作数，真正的口碑成功，是观众内心的认可“即便他嘴里不说你好，该骂还骂，但回家关上门会说‘这孙子邪了门了’‘有两下子’！如果你的作品占据了影迷心中的位置，它就是佳作，得奖、票房相形之下，也就是个副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