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既是一部成长史，也是一部堕落史。从奴才到汉奸，再到流氓，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堕落的历史轨迹。当然，这里奴才、汉奸、流氓三者在人格上也不是截然分开的，三者实质是有机统一的，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历史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重点和不同的层面，而三者在核心和本质上的统一表现就是对世俗利益和权力的执著追求。
如果说在春秋战国时代或以前，中国还有一些真正知识分子的话，如孔子、诸子百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等，都可以算为真正的知识分子，那么秦帝国的建立，专制集权体制的确立，也就为独立和真正知识分子队伍敲响了淘汰出局的丧钟。因为皇帝在本质上是不需要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皇帝本质是喜欢奴才的。在集权体制下，权力就是真理，权力就是一切，权力就是神，有知识的人只有依附权力，才能得到利益，才能有苟活下去的希望，才能有不被戮杀的危险。
在专制集权体制下，在知识分子队伍中，当然不乏也会产生一些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但总体上是廖若星辰，逐渐稀少，其主流演变路径就是奴才化，并且在现实中的主要表现就是对上“愚忠”，对下“愚弄”。中国的科举制度也为皇帝老儿培育了大批的奴才知识分子。但我们不能将知识分子奴才化的责任完全归结为科举制，因为科举制本身是一把双刃剑，本身只具有工具意义。在西方民主制下，科举制也可以变相利用，并且这种形式对一些国家产生的发展作用也是巨大的。而在我国清朝末年，科举制的废除，将底层士人的希望通道完全堵死，使这些人的能量无处释放，并促使这中间的一部分人最终走向了反叛的道路，这客观也为清朝的灭亡起到了一种催化和加速作用。所以，科举制仅仅是工具，而工具的社会效果最终取决于运用工具的人和国家基本制度的有效性。
当外族入侵和国难当头时，面对巨大的利益考验，一些知识分子的堕落路径就是汉奸化，其主要表现就是对内高喊“爱国”，对外却使劲“卖国”。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一批所谓的“热血青年”，最后纷纷卖国当汉奸，就是例证。如汪精卫，想当年，何其悲壮：“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但最后竟成了抗日战争年代中国的头号汉奸！
在当前的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中，一批所谓的知识分子正在流氓化，其主要表现就是理论上高喊追求“真理”，但在现实中，关注的中心却是个人“利益”。一些所谓的学者，为了蝇头小利，不惜一切，道德、良心、诚信等都成了可以用金钱交换的东西，抄袭的抄袭，剽窃的剽窃，可谓忙得不亦乐乎！
如果说当奴才与皇帝老儿逼迫有关，也算是一种“被奴才”，其中有些知识人也确实是“被奴才”；当汉奸与鬼子逼迫有关，也算是一种“被汉奸”，这里也有些人客观与“被”有关；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学者当流氓则更多体现了一种自主选择，就不能完全算是“被流氓”。
市场经济提供了选择的自由，而自由也是一把双刃剑。在自由的前提下，个人可以自由的选择当流氓，也可以自由的选择不当流氓。但在现实中，面对利益的诱惑，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更多选择的是当流氓，而不是不当流氓。当然，这里环境和制度也要负责任，因为有许多人都在流氓，你不流氓也是问题。如大家都在抄袭和剽窃，你不抄就白不抄，不剽就白不剽，抄了也就抄了，剽了也就剽了，何乐而不为！
从知识分子的一般定义看，知识分子本质应当是社会良知的代表，应当是社会正义的化身，应当是科学真理的维护者，但为什么中国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并没有真正体现知识分子的本质？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本质是面子知识分子，在基因中天然就没有内在的正义感，是面子文化熏陶下的世俗产物，其所体现的正义感，也只是一种面子式的正义，本质是不神圣的，本质上就没有神圣的向往。甚至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连面子也越来越不要了，有些已彻底的流氓化，既剽窃别人的精神，也剽窃别人的肉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