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写学术史
所谓“重写学术史”，是指由考古材料、出土简帛引起的对中国学术史的重新认识和估价。具体来说，分为“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和“续写或新写”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两个方面。
学术史的“重写”与古书反思密切相关，可以说，“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必然导致“重写学术史”。李先生“曾再三说过，由于简帛的出现，古代学术思想史必须重写，这是没有任何夸张的。实际上，因为新发现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典籍，对古代学术思想看法的改变，同时也必然波及对后世，一直到近代若干学术思想问题的认识。在这一点上，关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史中疑古思潮的讨论，可以说是很好的例子”［5］（P294）。李先生反复强调“重写”的整体性：“学术史一定要重新写，其实不只是先秦的、汉代的，后来的也要重新写”［2］（P16）；“由于简帛所涉及的晚周、秦、汉是学术史上的关键时期，这项研究工作的影响自然不限于这样的历史段落，而是关系到对整个中国学术史的探讨和估价”［5］（P226）。
“重写学术史”与“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也息息相关。对此，李先生曾有明确指出：“‘重写学术史’意味着就中国各历史阶段学术思想的演变新加解释和总结。这与我过去说的‘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和‘走出疑古时代’，其实是相承的。晚清以来的疑古之风，很大程度上是对学术史的怀疑否定，而这种学风本身又是学术史上的现象。只有摆脱疑古的局限，才能对古代文明作出更好的估价。”［5］（P151）2000年8月，李先生在为自己主编的十卷本《中国学术史》撰写的《总序》中又说：“研究中国学术史，写出一部《中国学术史》的想法，在我的心中酝酿，可说已经有二十年了。”他谈起自己在《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中提出的问题和想法，认为那是自己长期以来关注学术史的原因所在。李先生说：“当时我提到：……’为什么学术界流行的传统观念总是把中国的古代文明估计得比较迟、比较低呢？我们觉得，这有着深刻的学术史上的原因。‘因此，虽然我主要研究的是遥远的古代，却不能不同时将眼光注视到后世甚至是现代的学术史。”［5］（P172）可见，学术史的“重写”实际上是“重新估价”的必然要求。可以说，“重估”是李先生最根本的目的，而“走出”和“重写”是实现“重估”的前提；“反思”则为“走出”提供了学术依据，也使“重写”得以落实；经过“重写”的学术史犹如法庭的终审判决书，既使“疑古”的罪过和“冤家错案”的平反昭雪以“法律文本”的形式确定下来，又可以此文本重塑一代新人的思想和理念，即“走出疑古”的思想和理念。［脚注：关于“重写学术史”，在李先生主持下已产生两个文本，一为十卷本《中国学术史》，从先秦到晚清，由李先生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从2001年起开始陆续出版；一为《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乃李先生弟子田旭东博士著，中华书局2003年版。前者是“重写”，后者是“续写”，合到一处，正好把整个中国学术史“重写”了一遍。尤为重要的是后者，这是“重写”的关键。此书原为田女士的博士论文。据《后记》说：论文由选题到主旨、思路均出自其师：“五年前，我跟从李学勤先生攻读历史文献学博士学位，李先生当时与我谈，希望我的博士论文以学术史为主，重点总结二十世纪古史研究。我明白李先生的用心，因为在好几年前他就在多种场合呼吁：世纪之末，很有必要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进行一番认真总结”；“李学勤先生提纲挈领地要我从’疑古’与’新证‘这两条线入手，以这两大思潮为主来写，整个提纲都是在李先生的指导下拟定的。按照李先生的要求，我从康有为写起，接着是梁启超、日本疑古学派、中国疑古学派，再到王国维、李济、郭沫若……。”此书把20世纪古史研究高度简化成“疑古”和“新证”两条线，其中“古史重建”一线，以王国维“新证”始，以其师“释古”终，百年史学之正统卓然成立］
但是，“走出疑古”后应该走向哪里呢？
三、“释古”的内涵和走向
关于“疑古时代”的走向，李学勤先生明确主张“以释古代替疑古”［2］（《自序》）。但何谓“释古”？简单地说，就是“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2］（P19）。李先生倡导“走出疑古”20多年，著述丰富，议论广博，但究其主旨，无不围绕上述意思而展开。但是，这个解释并不足以让人明白其真正的指向。
套用“走出疑古时代”的说法，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疑古”，其总体特征可以说是“走出信古时代”。“走出信古”不仅是“疑古派”的坚定走向，而且也是二三十年代以后整个学术界的坚定走向。即使批评“疑古”的人，对此也少有异辞。甚至一些不忍自古相传的古史系统就此坍塌的人，也不愿再认同“信古”的立场。六七十年过去，“走出信古”早已成为常识，因此，当李学勤先生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走出疑古时代”时，人们的愕然不解是可以想见的。最强烈的质疑也来自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命题所直接显示的意义：既然“疑古”是要“走出信古”，那么“走出疑古”要走向哪里？是不是又要“走回信古”？李学勤先生积极回应了来自国内外学术界的这种质疑，他说，“走出疑古”之后要“以释古代替疑古”，但“‘释古’完全不是倒退到’信古’。现在有些人误以为走出’疑古‘就是全面信赖古书，国外也有论作担心我们不再作textual criticism了。应该说，这绝不是我们的主张。相反的，对于传世文献应以更严格审慎的态度进行整理研究。我们不赞成预设的信，也不同意预设的’疑‘，实事求是乃是我们力求达到的准则”［5］（P228）。但是，有的学者却尖锐指出：用“释古”代替“疑古”的“核心是恢复早被古史辨派推翻的黄帝一元、三代同源的古史体系”［9］（P3）。如果果是这样，则其“走回信古”的倾向恐怕无可讳言。真相究竟如何，应认真对待，仔细辨明。
可是，由于李先生的“释古”一词系从冯友兰援引而来，后来又不断祖述王国维，溯源李济、郭沫若，不仅牵出一系列公案，而且也使李先生的走向显得扑朔迷离。所以，要真正弄清李先生的走向，首先必须把“走出疑古”和这几个重要人物的关系搞清楚。
（一）“走出疑古”与冯友兰的“释古”说
在《走出疑古时代》这篇讲演中，李先生借用冯友兰“信古、疑古、释古”之说，认为“走出疑古”后应走向“释古”。他将“信古、疑古、释古”理解为依次递进的具有时代意义的“三阶段”，“释古”因之成为“疑古”之后的新时代。但是，“三阶段”的理解与冯友兰所表述的意思不相合。李先生所引冯说出自《古史辨》第六册冯序。序文说：
我曾说过，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就中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即要消灭；即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直信其票面价值的。
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个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但就一个历史家的工作说，他尽可只作此两阶段中之任何阶段，或任何阶段中之任何部分。任何一种的学问，对于一个人，都是太大了。一个人只能作任何事的一部分。分工合作在任何事都须如此。由此观点看，无论疑古、释古，都是中国史学所需要的，这期间无所谓孰轻孰重。[10]（第六册冯序）
这段话，从李学勤先生征引后即聚讼不断。其实冯友兰在这里所表述的意思相当清楚，即“信古”的时代告终之后，中国史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里面，作为史家认识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阶段”，以“审查史料”为重点的“疑古”和以“将史料融会贯通”为重点的“释古”，“都是中国史学所需要的”。史家因其所能而各有专攻，其间任何一部分工作既都为史学所需要，则当然应以“无所谓孰轻孰重”的平等态度对待它们。可见，冯氏是从认识论和学术分工意义上界说“疑古”和“释古”的区别的，所谓“两个阶段”与顾颉刚所谓“下学上达”意义接近，根本不含先后两时代之意。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审查即直信其票面价值的”这句话，以及此序末尾“《古史辨》是中国近来疑古文献的大成。现值第六册出版之际，因当时颇有人以为疑古已不合潮流者，故略述所见，希望疑古一派的人仍继续努力，作他们的审查史料的工作”，的确如吴锐先生所言，“这是给‘疑古’工作鼓劲的”［9］（P29）。冯氏之所以要给“疑古”鼓劲，正是基于对“疑古”以现代方法“审查史料”这一永久学术价值的认同和肯定。既然如此，那么对冯氏而言，“走出疑古”恐怕就是不可思议的事了。
可是李先生好像不尽以为然。他在《谈“信古、疑古、释古”》一文中是这样答复学界质疑的：
重看上面引的原话，冯先生只讲了三种趋势，没有说三个阶段。他提到的“阶段”，是说审查史料和融会贯通为历史研究工作的两阶段，不是以“信古、疑古、释古”为三阶段。不过，细心吟味冯先生所讲，信古一派将归消灭，显然已属过去；疑古、释古均为历史研究所必须，但融会贯通究竟应居审查史料之后。因此，冯先生所说的三种趋势，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带有三个阶段的意味。不少人将之理解为三阶段说，不能认为出于无因。［2］（P342－343）
尽管已经看到冯氏所谓“阶段”，“是说审查史料和融会贯通为历史研究工作的两阶段，不是以‘信古、疑古、释古’为三阶段”，也看到冯氏所讲，乃是“信古一派将归消灭”，而此后“疑古、释古均为历史研究所必须”，由此本可推出“信古”之后“疑古”、“释古”将相辅而行，而不是先后递嬗的结论。可“遗憾”的是，由于“走出疑古时代”的先入之见在心，此结论竟失之交臂。“细心吟味”的结果，李先生仍然坚持“三个阶段”之说。不过，李先生可能也感觉到其解释的牵强以及纠缠在冯说上的麻烦，所以他又强调说：
疑古一派的辨伪，其根本缺点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限制在这样的圈子里，无法进行古史的重建。我不很清楚冯友兰先生所讲融会贯通的释古究竟是指什么，不过在二三十年代，重建古史的正面工作实际已在开始了。［2］（P345）
李先生既然“不很清楚”冯友兰“释古”的含义，那么他的“释古”虽然借名于冯友兰，但其意义却与冯没有关系，而自有另一番赋予和解释。换言之，李先生等于以“我不很清楚”的方式退出了有关冯友兰“信古、疑古、释古”这一公案的争讼。
可李先生在1997年8月31日撰写的《读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一文中［5］（P40－43），又提到冯友兰1935年5月19日在辅仁大学所作的《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的看法》这篇讲演，讲演中冯以辩证法的“正、反、合”论“信古、疑古、释古”的关系，似乎很可证成李先生的“三阶段”论。但是，细读之后发现，冯氏把“信古、疑古、释古”主要看作当时并存的三种研究史学的态度，只是就其发生的次序而言有先后不同。“信古较早”，“疑古”“发生于信古以后”，“释古”作为前两种态度的“折衷”，最为晚起。冯氏对三种态度的优劣和趋势评判是：“信古”“是最缺乏批判精神的，所以后来研究史学的对于这种态度渐渐发生转变”；“疑古”则“较盲目的信古态度进步些”。关于“释古”，冯氏说：“释古是研究史学的第三种态度，是与信古、疑古两者迥不相同的，同时也是研究史学的态度进步到第三个阶段：此种态度似乎是介于信古与疑古之间，因为信古和疑古两者都是偏于极端方面的，信古的态度自然不免于盲目，而纯粹的疑古态度，仍不能离其‘怀疑主义’错误的势力圈外。释古便是这两种态度的折衷，折衷是比较有科学精神。”［11］（第11卷，P285－286）“总之，信古，疑古，释古的三种攻研史学的态度，正若历史进化般的有了’正’、’反’、‘合’的三种不同的嬗变一样。”［11］（第11卷，P287）由冯氏所举例证细绎其意，他的“释古”恐怕还是以“疑古”之“疑”为基本出发点，不过是进一步给这种怀疑一个解释，所谓“查无实据，事出有因”，就是对不可尽信的记载的出现给予合理的解释。由此可见，即便在这个“正、反、合”的三段论里，就其对“疑古”的态度和“释古”的基本立场而言，冯氏和“走出疑古”仍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因为，冯氏的“释古”对“疑古”之道绝非排斥，而是兼容，没有“疑古”的“释古”在他是坚决反对的，这一点，可从他次年为马乘风《中国经济史》撰写的序言中得到佐证。序言批评当时“释古”一派史学有“两种缺陷”，其中第一种即是“往往缺乏疑古的精神”。他强调说：“释古虽与疑古不同，然必须经过疑古一阶段，必须用疑古的精神，审查史料。不但古代史之史料，非经审查不能用，即近代之史料，其矛盾冲突者亦甚多。非经过一番审查工夫，无从断定孰真孰伪。现在有些讲历史的人，往往对于史料毫不审查，见有一种材料，与其先入之见解相合者，即无条件采用。至于与此相冲突之材料，则置之不理。亦不说明何以置之不理。这样的办法，不能生出科学的历史。”［11］（第13卷，P868）今天读这段话，感到冯氏好象有先见之明似的，早在几十年前，他就用这段立场鲜明的批评，将否定“疑古精神”的“释古”拒之门外。换言之，李先生“走出疑古”的“释古”与冯氏兼容“疑古”的“释古”是貌同而神异，南辕而北辙。关于这一点，坚定支持和追随李先生“走出疑古”的廖名春、郭沂两位先生各有非常切实到位的辨析，后面将专门评述，兹不赘论。 （作者：杨春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