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两位主将胡适和陈独秀都讨论过文化问题。胡适的文化观大致也是广义的。在《东西文化之比较》一文中，他说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他们适应环境胜利的总和”，(35) 从器具的发明、火的发明到农业的发明；从文字的发明、印刷术的发明到望远镜、无线电的发明都可以归入文化的范畴。这一切的发明都要靠智力、靠理智，所以是精神的，但这些发明的成果则又是物质的，因此，他认为文化的表现是“物质的精神的”两方面。陈独秀的文化观似乎就没有那么宽泛。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他提出，文化的内容只包含“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不包括军事、政治(指实际政治，而政治哲学仍应归文化)和产业。(36)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批评那些持广义文化观的人说：“又有一班人把政治、实业、交通都拉到文化里面了，我不知道他们因为何种心理看得文化如此广泛至于无所不包？若再进一步，连军事也拉进去，那便成了武化运动了，岂非怪之又怪吗？”在他看来，政治、实业、交通等固然是人类生活之必需，但它们是“跟着文化发达而发生的”，因此应该属于文化范围之外，而文化的内容只能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一类的事。(37) 陈独秀所说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在内，可见，他的文化观虽然不是广义的，但也范围不小，大抵精神的层面在他看来都应归属于文化领域。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持这种观点，如杨东莼认为，“文化就是生活”，是“由社会的生产关系所生产出来的精神的生活方式，即由社会的生产关系所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如法律、政治、艺术、哲学，便叫做精神文化。要这样解释文化这个名词，才能获得这个名词的真义。”(38)
新文化运动中，国人对于“文化”的讨论还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更多地从“新”文化与“旧”化的关系出发来讨论问题；另一个则是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角度来讨论问题，并由此论及关乎国家与民族发展的大计。例如，陈独秀就明确地说：“新文化是对旧文化而言，……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不仅如此，新文化运动还要能制止战争、发展产业、创造新的政治、提高劳动者的权利和地位，实现人的平等。(39) 事实上，以“五四”为发端的新文化运动本质上就是一场清理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运动。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围绕“文化”问题，对传统旧思想、旧观念、旧道德、旧伦理、旧体制中的各个层面，就哪些应该继承并发扬光大，哪些应该摈弃或改造等加以检讨，甚至展开激烈的争论。
关于中西文化长短优劣的讨论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杜亚泉、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较早对中西文明中的特点做过比较，如杜亚泉认为，西方社会为“动”的社会，因而产生“动”的文明，中国社会为“静”的社会，因而产生“静”的文明；(40) 李大钊赞同“动静说”，更进一步把东方文明说成是“自然的”、“安息的”、“消极的”、“依赖的”、“苟安的”、“因袭的”、“保守的”、“直觉的”、“空想的”、“艺术的”、“精神的”、“灵的”、“向天的”、“自然支配人间的”，而西方文明则是“人为的”、“战争的”、“积极的”、“独立的”、“突进的”、“创造的”、“进步的”、“理智的”、“体验的”、“科学的”、“物质的”、“肉的”、“立地的”、“人间征服自然的”等；(41) 陈独秀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42) 这类文章从宏观的、比较的角度探讨东西(或中西)文明，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而且在当时的语境下，也具有新意，但是东西方文明所含地域之广、民族之富、内容之复杂，决非这种非此即彼的几个简单概念所能判然剖分，这种过分简单化的比较必然导致激烈的争论。
对中西文化做较为全面和深入比较研究的当首推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三方面仔细分析了西方文化较东方文化进步的理由，并且提出西方、印度、中国三种文化发展的路向，这些论述中难免有不合理的部分，但他得出的结论即“对西洋文化要全盘接受根本改造”的观点却是有一定意义的。这里所谓的“根本改造”，就是要坚持以孔子人生哲学中具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说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独特的精神去改造西方文化中那些不适合我们的东西。这个思想显然是有一定价值的。(43)
在应该如何看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上，陈序经和胡适都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尽管在遭到批评之后，胡适试图以“充分的世界化”来取代早先的“全盘西化”的说法，但本质上却没有什么变化。(44) 这种“全盘西化”的观点，自然遭到了不少批评，与王新命、萨孟武等十教授为主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派形成了对立。“本位文化”的主张固然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但其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立场是值得肯定的。
当时关于中西文化的大论战并没有结论，但它提出的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与建设却依然有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