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为响应红网“读一本好书”的倡议，我还是决定挤些时间选一本“好书”来好好读读。无论如何，读书于我是一件乐事，乐事何不为呢？要注意的是，响应这一读书倡议有一前提，先要明确什么才是“好书”。好书之定义于每一个人，或许又不一样，甚至一人认为是好书，另一人则不屑一顾。
在我看来，“好书”不一定是功用主义者眼中的“有用之书”，更不是娱乐主义者眼中的“休闲读物”。这本所谓“好书”的知识构架应当有一定高度，切合那些真正的读书人的理想，以及所追求的学问。当然，读什么书与摆出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态度一样，这是自己的事或权利，自然与他人无关。如今在功利的催动下，功用主义或娱乐主义在人们的读书求学上已表现得淋漓尽致，早成了一种致命的“传统”。这一致命的“传统”也是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偏向。
为响应读一本好书的倡议，我选读了一本刘克敌先生著的《陈寅恪与中国文化精神》（2009年5月出版），这是出于一直以来对陈寅恪先生其人其学的关注。在这一本书中，作者转引用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的《吴宓与陈寅恪》第9页中的一句话，对当今学界仍有现实意义：“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营商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第68页）不然以学问、美术为例，即便是其他各行各业诸如教育，不都是功利至上，结果哪一行不是远远落后于他国，尤其是“泰西”？陈寅恪先生此语，更是道出当今功利主义日益泛滥的弊病。
接着，陈寅恪又说，“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事理透彻，莫过于此。或许人这一“现实中的”动物，为一己之生存，让自己的利益扩大化，再也正常不过。问题是，在学问面前而图以陈寅恪所说的“专谋”，而轻精神之解药，至“道义沦丧”，实在危害不浅。即便有聪明才智，创造一些天下瞩目成果，未必能使其转化为人类之财富，为国人所共享。众多实例，不必于此贽言。
陈寅恪晚年，致力于“红妆研究”，在目盲足膑的情况下，却不惜花巨大的宝贵时间劳著写《柳如是别传》，堂堂八十万言。对于陈寅恪先生的这最后一部巨著，至今仍为许多学者所诟病，或批评言：学术价值值得怀疑。我想，这些学者未必就真正读过陈寅恪的著作，或者深入了解陈的思想与研究方法。
柳如是，即河东君，是活动于明清易代之际的著名歌妓才女。陈寅恪通过将她与明季文人官员钱谦益、陈子龙等进行对比，无论是才华，还是人格上，河东君终究是更胜一筹，与那等文人形成鲜明对比。在陈寅恪看来，河东君的才华远在明季江南文人领袖钱谦益之上，河东君在钱谦益降清之际的精神操守，更是足令钱谦益为代表的江南文人们汗颜。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社会转型或变荡之际，知识分子如何对文化与道德之基本命运作出决择，或许便是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未来命运。明季钱谦益们，无疑是令陈寅恪先生所失望的。纵观现实，从胡适之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甚至到陈寅恪先生去世四十余年的文化界，诸多占据时代主流的所谓知识分子领袖，正是陈寅恪先生学说所暗喻的对象。
当初文革期间，陈寅恪被骂成顽固不化的老古董，与当今大批学者仍然诟病陈寅恪“红妆研究”的学术价值一样，这些批评者或诟病者，尽管是打着“与时俱进”的大旗，或在无知且已失去对文化之责任担当意识的前提下任意“学术作秀”或“学术娱乐”，他们身上都长着畸形化了的功用主义的毒瘤。慢慢地，这形成了致命的“传统”。(王小杨)
